“三权交易”是从简单到复杂、再到“管理层控制”的渐变性腐败交易;是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层面的递进式腐败交易;是从一次性、单对性、单层性到多次性、多人性、多层性的集约型腐败交易……

　　国共产党全面执政六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既是一部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史，也是一部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实践探索史。面对“和平时期最大的危险”，党和政府旗帜鲜明地把反腐倡廉置于治国理政大局中谋划，科学研判腐败的新变向，不断调整反腐败的新策略，汇集“三军力量”，注重“三个更加”，防治“三权交易”。

　　反腐客体新变向：腐败手段智能化、腐败形式隐秘化、腐败收益虚拟化的特征日趋明显

　　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是腐败的典型表现和基本特征，受转型期制度体制机制的缺陷感染，腐败客体呈现出新的变向和特征，突出表现为权力“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勾兑演绎，攫取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动产和不动产、有形的和无形的利益，腐败现象逐渐向现代“三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演变，腐败手段智能化、腐败形式隐秘化、腐败收益虚拟化的特征日趋明显。

　　权钱交易。即权钱互换的赤裸裸的现实性简单交易，是权力现值的交换体现，这是一种典型的显性腐败现象。权钱交易为腐败的初级阶段所常用，其特征主要表现为：一是变现性。此类交易目的性明确，现买现卖，直接成交，“事”“钱”两清。特别是一些“59”式或“换岗”式腐败分子表现得更加突出;二是“比价”性。按“多大的事给多厚的钱、多厚的钱办多大的事”潜规则，买卖双方一般心知肚明，权衡比价，有的甚至明码实价，“对等”交易;三是一次性。像单个小作坊一样，办事者和掌权者按“性价比”，一对一分散式交易、一次性完成，即便涉及多人，一般也是单线联系、单独成交，“钱”清“事”了;四是风险性。这种交易由于手法简单，变现性强，因而线索明显，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风险较大，腐败分子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

　　权色交易。即权力与色欲、情感、信息等非物质形态的复杂交易，是权力期值的持续体现。这是一种典型的隐性腐败现象，也是一种新型腐败现象。在市场化和全球化时代条件下，权色等非物质交易已成为反腐败客体的新形态：一是由传统的男女“授受不亲”向嫖娼、一夜情、包二奶、敛资财兼收并蓄转变;二是由权力与款物、储值卡等实体交易向权力与信息、股份等虚拟交易转变;三是由权钱两清的现值交易向权力即时支付、回报未来领取的期值交易转变;四是美色、业绩、情感等由自然属性向权力场上的市场特性转变。

　　与权钱交易相比，这种非物质化交易属于腐败现象演变的第二个阶段，有其自身特点：一是隐秘性。此类交易是一种隐秘性腐败，隐藏较深，潜伏期长，不急于变现，不那么露骨，因而也不易被人发现;二是温和性。多属于一种渐变式的“温和腐败”，常常带着感情色彩和温和面纱，以温水煮青蛙式的渐变积累，使权力渐渐变异，谋取的是更长远更重大的利益，一旦被腐蚀，则涉案很深;三是多次性。一般以感情为契机，以人性的弱点为突破口，进行多次交易，预期收益更大，且有的将收益分成若干份若干人，如秘书、子女、亲属等。一旦上钩，就被层层缠绕、环环紧扣、步步紧逼、次次中招、难以解脱;四是危害性。此类交易具有炮弹延迟引信的特点，比权钱交易危害大，穿透后爆炸性和破坏性更大，且呈易发多发之势。从近些年来已查处的典型腐败案件来看，90%有“生活腐化”的定性。色案之多、危害之重，为中国反腐倡廉史所仅见。

　　【典型案例】

　　湖南第一女贪——蒋艳萍，通过性贿赂，击倒了湖南省计委原副主任陈某、湖南省邮电管理局原局长张某等各级干部达40多人。就连关押在看守所期间，该所副所长万江也被她色诱下水，多次为其传递信函纸条，帮助其与外界搞攻守同盟，进行一系列反侦查活动。与倒在她石榴裙下的权贵们所进行的一宗宗“权色交易”，助她发迹于官场，使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美女”在短短13年里由仓库保管员快升至副厅级干部。

　　权权交易成为一种亟待高度关注和科学应对的新型腐败方式

　　权权交易，即权力与权力隐性互换，是权力借助虚拟手段无限放大并急剧升值的一种无形腐败现象。这种腐败现象，不仅隐蔽性更强，更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蜕变现象。权权交易成为一种亟待高度关注和科学应对的新型腐败方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执行权领域的权权交易到决策权、监督权领域及其相互间的权权交易。从这些年来已查处的典型腐败案件来看，政府系统的规划建设、资源审批、资金管理等掌握行政审批权力的部门属腐败高发区，同时党委、人大决策系统和执法执纪监督部门的腐败案件也明显增多;二是从经济、社会领域的权权交易到政治领域的权权交易。如由于“一把手”监督制度的缺失，在一些地方实际上形成了以“一把手”为主导的“管理层内部控制”问题，逐渐实现了对区域内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到政治资源的全面垄断和控制，“一把手”成为腐败的高发岗位。如河南省2006年换届以来，已查处的县委书记达22人;三是从财权、物权的权权交易到干部人事权的权权交易。如张书记提拔李局长的原任秘书，李局长提拔张书记的儿子，形成“官选官、大官选小官”的“小圈子”。

　　与权钱、权色交易形式相比，权权交易主要表现为一种以虚拟交易为手段，以更隐秘、更长远、更巩固的期权利益为目的的无形腐败，是腐败现象演变的第三个阶段。其主要特征是：一是整合性。不同的权力“受托者”巧于权力资源的算计、运筹，实现权力之间的对接、整合，积聚、提升权力的内生价值，转化主要是无形权力的交换价值，以谋取其个人、家庭或利益集团的深层和长期利益需求;二是集团性。通过构建经济、社会、文化尤其是政治利益纽带，借以形成巩固联盟或既得利益集团，逐渐实现从对经济人、社会人、文化人控制到对政治人控制的转变，从经济利益集团到政治利益集团的转变，以谋求未来政治利益的最大化。这种以“权力”为主导形成的“管理层内部控制”问题，从表面上看，出现了让人诟病的“官二代”、“知二代”、“艺二代”、“富二代”;从深层次上看，是造成一些地方政治生态恶化，党群干群关系疏离，显性冲突和隐性暴力积聚的主要诱因;三是无需变现性。权权交易主要表现为权力市场上的一种虚拟交易，无需变现，但一旦时机成熟，权力对接耦合所实现的政治价值大大超过现值和一般期值，且具有发散性、膨胀性、选择性特点，以既得利益集团现有人员为骨干依托，有选择性地扩编收徒，不断强化政治上的依附性、组织上的紧密性和利益上的虚拟性;四是危险性。这种新型腐败形式借助权力的虚拟交易无限放大并急剧升值，对党和国家政权具有肢解性和动摇性，是一种隐秘性更强、危害性更烈、风险性更大的高级腐败方式。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三权交易”是从简单到复杂、再到“管理层控制”的渐变性腐败交易;是从微观到中观、再到宏观层面的递进式腐败交易;是从一次性、单对性、单层性到多次性、多人性、多层性的集约型腐败交易;是从经济腐败到生活腐化、再到政治蜕变及融三者于一身的复合性腐败交易;是从显性化、隐蔽化到期权化、虚拟化的智能化腐败交易;是从物质所有权的一次性交易到非物质使用权的多次性交易，再到彼此都拿不属于自己的标的物(权力)进行的瓦解性腐败交易。对权力资源进行交易的三个阶段，隐蔽性越来越深，潜伏期越来越长，投机性越来越强，对政策法律的规避和肢解越来越大，社会危害性越来越烈，其实质体现了人性对权力的占有、放纵和滥用之本能。正如一位哲人所言：一旦人被定格在权力关系中，利益权衡就成为他们的本能。　　【典型案例】

　　“造假骗官”的石家庄团市委原副书记王亚丽就是靠交通局长、区委书记、市委副书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等一批官员的权力对接和运作，一路过关斩将，一路造假升迁，从一名普通农村女子跃升至团市委副书记。更令人深思的是案发前面对被害人的多次举报，相关监督部门累累失察失语。

　　反腐主体新整合：“三军出击”

　　腐败与反腐败是权力不断扩张与权力不断制衡、权力不断滥用与权利不断觉醒的长期博弈过程。在高压的反腐态势下，权力腐败也被迫战略转移，由权钱交易到权色交易到权权交易。面对“两个依然”的反腐现状，党和政府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着力强化反腐败主体建设，专门机构、广大民众、社会组织三军汇合，共同出击，形成强大的反腐力量。

　　发挥专门机构的主力军作用。打铁必须自身硬。中央首先着力打造一支“铁面无私”的反腐败专门机构。宏观层面，从党和国家权力结构配置上，深化纪检监察体制和司法体制改革，强化审计机关职能，建立国家预防腐败机构，完善巡视制度和派驻制度，构建异体监督支点，积极探索监督权的独立配置和“监督制衡力”的有效发挥;中观层面，实施纪委书记、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长等反腐败机构主官空降异地任职，创办中国法官学院、中国检察官学院、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全面加强反腐败专门队伍的职业能力建设以及反腐败理论建设和监督学科建设;微观层面，对全国市、县、区级纪委书记、公安局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等上万名县级反腐败专门机构主官强化轮训，出台一系列关于加强地方县级各专门监督机关建设的政策措施，从经费、装备、人员上给予保障和支持。

　　发挥广大民众深厚之伟力。对权力腐败，群众看得最清楚，感受最痛切。因此，反腐之伟力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十六届六中全会对公民社会建设进行了新的谋划和布局，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全会对保障党员主体地位、推进党内民主建设作出新的部署和安排。因而，在近几年的反腐败斗争实践中，广大民众渐渐认识到民主的真谛是主体的归位、权利的张扬，以及对权力的制衡。不论是抽“天价烟”的房产局长周久耕，还是“日记门”事件的烟草局长韩峰;不论是“出逃门”事件的区委书记杨湘洪，还是重庆的“打黑除恶”斗争，都得益于广大民众“人肉搜索”和专门机构职能发挥的互动。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重要部件。

　　发挥社会组织的智库作用。以“议行合一”为主要特征的树型权力结构，是权力变异和腐败的体制根源。因而，加快社会组织的培育和成长，建设扁平化的行政体制，逐步建立起果型权力结构，成为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之举。特别是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随着政事、政社的逐渐分开，社会组织的权利意识与公共精神迅速成长，反腐败社会组织及研究机构逐渐增多。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廉政研究中心、河南省廉政理论研究中心、南通廉政文化研究所等国内30多所高校院所的反腐败研究机构为中央和地方的反腐败提供了大量的咨询服务和决策参考。

　　反腐战略新部署：“三个注重”

　　反腐败斗争的过程，就是腐败形式不断多样化和反腐败方略不断科学化这样一个拉锯式的博弈过程。“三权交易”的要件是权力的私用、滥用或盗用，其危害甚烈，影响甚广。因而，党和政府科学把握反腐倡廉的内外形势，与时俱进地推进反腐败战略的调整和创新，从“一个注重”(注重治标)转向“三个注重”(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有效防范和遏制“三权交易”的滋生蔓延。

　　更加注重治本。改革开放特别是1993年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以来，由反不正之风到反腐蚀到反腐败，一直保持着对腐败的高压态势。在反腐目标路径上，由着力治标、侧重惩处转向标本兼治、惩防并举，逐步加大治本的力度，再到“更加注重治本”，综合治理“三权交易”的土壤和条件，逐步构建立体治本体系。

　　更加注重预防。“坚决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有效预防腐败更是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志”。由此，反腐败逐渐实现由查到处、到严惩、到惩防并举、更加注重预防的深刻转变，建立健全预防腐败的安全网。

　　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实施权力的行为属于国家行为，权力必须依法行使。但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特别是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的权力结构尚未完全形成，制度上的漏洞使“三权交易”有机可乘。因此，必须“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推行“权力结构的类型转换”，依靠制度制衡发力，保障不断觉醒的权力和权利对不断扩张的权力进行不断的制衡，从根本上治理公权腐败。

　　从“三权交易”到“三军汇合”和“三个注重”，最大的公约数是权力，最能发现问题的机制是监督，最有效的控制力量是制衡，最终实现制衡的法宝是民主与法治。

　　(作者为制度反腐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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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伸阅读】

　　2011，公众反腐新期待

　　在过去的2010年，全国5098名县处级以上干部被处分，804名县处级以上干部被移送司法机关，包括原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家盟和原国家药监局副局长张敬礼在内的4名省部级高官涉嫌严重违纪被免职或接受组织调查，11名省部级腐败高官获判无期徒刑以上重刑。这都昭示了中央的反腐决心。

　　大力遏止“三公”消费

　　古人讲：“知耻而后勇。”若说“三公”消费是为耻，那这“勇”，应该落在勇于“雪耻”上面。 “三公”消费指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出国这三方面。从表面看，“三公”消费似乎不如贪污受贿、贪赃枉法那么危害深重，但在官员腐败问题上却更普遍。

　　制度和教育并重解决领导侵权渎职问题

　　两会前夕，刘志军因严重违纪被免去铁道部部长的职务并且接受审查而再度引起海内外关注。权力“寻租”、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现象会否滋生蔓延又如何有效遏制，是民众始终关心的话题。针对解决领导侵权渎职的问题，中央党校教授林喆指出，以教育为基础，以制度为关键，以监督为保证，这是反腐倡廉工作的既定思路。

　　财产公示严防官员腐败

　　官员受贿问题已老生常谈，但仍有人顶风违纪。比如高官腐败涉及金额越来越多;随着天价烟酒豪华礼品购物卡的出现，节日腐败迅速升温。官员收受贿赂是老百姓看在眼里的腐败，且呈现不断膨胀的趋势，要综合治理，在预防、监督上下功夫。一方面，今年两会代表委员们建议应建立领导干部家庭及个人财产定期审核报告制度，把官员的财产公开化、透明化。另一方面，在加大对收受贿赂的处罚力度上下功夫。

　　网络助力反腐倡廉

　　随着社会的发展，互联网日益成为民众传播意见、进行监督的一个重要平台。从“躲猫猫”到“我爸是李刚”等一系列事件都是通过网络走进人们的视野。今年两会各网站开通了“两会建言大家谈”，为民众提供建言献策的渠道。网络在民众参政议政、监督腐败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注：本文为《人民论坛》杂志原创文章，网络转载请为作者署名并注明“来源：《人民论坛》杂志”字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