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长期从事文化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要论著：《文化哲学：认识与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学》。

　　编者按 学术版曾在2010年9月14日以“文化哲学：一种哲学理解范式”为题刊登了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四位学者讨论文化哲学理论定位的文章。本期学术笔谈刊登的是武汉大学两位学者讨论文化哲学的文章，意在把文化哲学置于西方哲学史的发展中探讨其起源、性质及与其他哲学形态的边界关系，展现文化哲学研究的另一思路。

　　导 读

　　●文化哲学是在否定启蒙哲学、并且是在与启蒙哲学的断裂点上发展起来的。这就使文化哲学与启蒙哲学之间的关系成为文化哲学研究的第一个哲学史论题;

　　●研究文化哲学与哲学史上的人文主义哲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应该到全部的哲学史中去探究文化哲学的思想来源，揭示两者之间深厚而复杂的联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自己的文化哲学，这个文化哲学是以对文化哲学问题的合理解决而成为整个文化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和有机组成部分。

　　在我看来，把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哲学传统的理由不应该在抽象的概念分析中，而应该在哲学史的发展中，即从它的起源、传统的流变中去探寻。本文将沿着这一学术理路梳理，说明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哲学传统何以可能的问题。

　　启蒙哲学与历史理性的建构

　　从哲学史的角度看，文化哲学产生于18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它是启蒙哲学传统的继承，又以对启蒙哲学难题的解答而超越了启蒙哲学。因此，我们要了解文化哲学的本质，就应该研究启蒙哲学，探究文化哲学是怎样从启蒙哲学中产生出来的，又是如何超越启蒙哲学的。

　　启蒙哲学是18世纪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启蒙运动的理念，其意义在于，它摧毁了17世纪哲学中作为神学支柱的形而上学，要求哲学走进人们的生活实践，即走进世俗世界，揭示世俗世界的本质，从而建立世俗世界的理论体系。但是，启蒙哲学提出的这一任务，并不是由那些提出启蒙思想的哲学家们完成的，而是由维科和赫尔德完成的。因为，那些提出启蒙思想的哲学家们，比如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在摧毁17世纪的形而上学的同时，却运用了17世纪的唯物主义学说，特别是运用了笛卡尔的唯物主义学说。而凭借17世纪的唯物主义学说是根本不可能揭示人们生活实践的本质，从而建立起世俗世界的理性的。这一点恰恰是启蒙哲学的理论缺陷。由于存在着这一理论缺陷，启蒙哲学难以完成自己所提出的理论任务。

　　维科和赫尔德看到了启蒙哲学的这一缺陷，力图从历史的起源，尤其是从民族文化的起源中，发现人们生活实践的本质，建立起历史理性。在维科和赫尔德看来，人们生活实践自身有着理性的规定，这种理性就在民族文化之中，启蒙哲学家们之所以不能发现人们生活实践的本质，不能建立世俗世界的理性，是因为他们没有研究民政世界、没有研究民族文化。维科的论断对于启蒙哲学来说，是一种观念的变革。首先，他要求以民族文化、民政世界为研究对象，坚决摒弃民族文化之外的抽象原则;其次，他要求以人的创造性、人类心灵的不确定性为方法论原则，否定笛卡尔哲学追求确定性的方法论原则;再次，他把民族文化的符号化作为世俗世界的理性，反对以科学理性为世俗世界的理性;最后，他从起源学的角度探求民族文化的发展，强调符号化，即历史理性，是一个过程。这就提出了历史规律的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看待世俗世界、探究历史的观念。赫尔德明确地提出，历史的规律就是文化的规律。这些思想构成了文化哲学的内核思想，从而表明，文化哲学的本质，也是它对哲学观念变革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它建构了历史理性。

　　维科和赫尔德的这些思想充分地体现了文化哲学与启蒙哲学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文化哲学是在否定启蒙哲学、并且是在与启蒙哲学的断裂点上发展起来的。这就使文化哲学与启蒙哲学之间的关系成为文化哲学研究的第一个哲学史论题。

　　文化哲学与西方人文主义哲学传统之间的关系

　　文化哲学虽然产生于对18世纪启蒙哲学的否定，但是，文化哲学家们绝不把自己的研究视野局限于18世纪的启蒙哲学，而是把研究的视野投向了从古希腊以来的哲学历史演变，力图从人文主义哲学传统的演变中提炼出文化哲学的一般原则，从而论证文化哲学作为未来哲学发展方向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这样一来，考察文化哲学与人文主义哲学传统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我们研究文化哲学的第二个哲学史论题。

　　在西方，人文主义哲学传统指的是面对人的生活实践和伦理问题，研究人的生命存在、崇尚伦理精神的哲学。这种哲学早在古希腊就出现了。但是，在当时，哲学家们把人的生活实践和伦理问题仅仅归于政治和道德领域研究的事情，并不从形上的高度作抽象的哲学研究。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人文主义哲学传统的发展。相反，与之相对的面向自然世界的哲学一开始就从形上的层面提出理性的原则，建构科学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使人对自然世界的思考表现出鲜明的哲学形式。正是这样，在现代哲学以前，人们看到的、承认的主要是科学理性主义哲学传统，至于人的生活实践和伦理的问题，人们只是当作从属于科学理性主义哲学的问题来思考。这种研究状况直到文化哲学的兴起才得到根本改变。文化哲学第一次把人的生活实践和伦理的问题上升为人类历史和文化的一般问题，建立了独立于科学理性的历史理性，从而建立起了人类的形而上学。正是由于文化哲学的这一创造，人文主义哲学才在18世纪复兴起来，并经过19世纪的哲学改变而成为现代哲学的主流。文德尔班在他的《哲学史教程》中论述了文化哲学产生、发展的这一历史进程。他把文化哲学的发展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8世纪的文化哲学。这一时期对文化哲学发展贡献最大的是维科和赫尔德。维科的贡献在于反对了笛卡尔的“数学化主义”，建立起以人性为核心的历史理性，从而把人文主义哲学提升到形上的高度。但是，维科是以民族文化为研究人性的单位，这又把人类历史理性局限于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没能在世界历史的一般上揭示文化的原则。这是维科文化哲学的巨大的理论局限性。赫尔德与维科一样，也是以民族文化为人类历史的基本单位，但是，他不像维科那样孤立地看待各民族的发展，而是以人性的一般把各民族的文化联结起来，看成是有机组织起来的巨大锁链。这就建立起历史的思维方式，使人们能够在各民族文化的联结上考察世界历史的发展。这样，从维科到赫尔德，文化哲学呈现出从特殊到一般、从民族史到世界史的研究趋势。第二个时期是19世纪的文化哲学。与18世纪的文化哲学相比，这一时期的文化哲学具有两个特点：其一，这一时期的文化哲学不再停留于历史哲学的层面，而是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层面上探究历史的一般，建立了人文科学的逻辑;其二，这一时期的文化哲学不再以民族文化为研究对象，而是以“普遍有效的价值”为研究对象，并且“不把这些价值当作事实而是当作规范来看待。”通过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文化哲学打通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使人文科学的方法获得了哲学的普遍性，并最终取代理性主义哲学而成为当代哲学的主要思维方式。通过对哲学史的这一考察，文德尔班一方面揭示了文化哲学与哲学史上人文主义哲学传统之间的继承和变革关系，另一方面又以文化哲学从18世纪到19世纪的发展证明，文化哲学是朝着将历史的普遍化、一般化的方向发展的。在他看来，文化哲学的任务就是创造抽象的、具有世界普遍性的历史理性，为人们考察世界历史的发展提供新的哲学思维方式。

　　其实，文化哲学与人文主义哲学传统之间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这种复杂性表现为：文化哲学家们在创立文化哲学时，并不是直接地依靠历史上人文主义哲学传统的资源，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先前哲学的形上思维方式的借鉴和改造。我们知道，柏拉图和培根都不是文化哲学家，把他们的哲学完全地归于人文主义的哲学传统也似乎过于牵强，但是，维科却从他们的哲学中吸取了思想和方法，并运用这些思想和方法改造人文主义哲学传统，这就构成了文化哲学与人文主义哲学传统之间的复杂联系。由此决定，我们在研究文化哲学与哲学史上的人文主义哲学传统之间的关系时，不能在两者之间划等号，而应该到全部的哲学史中去探究文化哲学的思想来源，揭示两者之间深厚而复杂的联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文化哲学传统中的作用和地位

　　自20世纪初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出现了文化哲学的转向。这种文化哲学的转向是从葛兰西、卢卡奇和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的哲学创造开始的。由于他们的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呈现出自己的文化哲学形态，而且还对当代文化批判理论的形成、对人们思考现代性、全球性等问题产生了相当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文化哲学传统演变中的作用和地位，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学的关系成为研究文化哲学传统必须面对和解答的问题。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虽然直到20世纪才以完整的理论形式呈现出来，但是，它的思想内核以及它对文化哲学传统发展的意义早在19世纪就已经形成了。其中，马克思的文化哲学和拉布里奥拉的文化哲学对于我们探究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传统及其对于文化哲学发展的意义具有典型性。

　　马克思的文化哲学和拉布里奥拉的文化哲学都与维科的文化哲学有着直接的思想联系，又都是在变革维科的文化哲学中发展起来的。但是，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哲学研究的任务不同，所以，马克思和拉布里奥拉与维科文化哲学的关系也有所不同。马克思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其哲学研究的任务是创立唯物史观，由此决定，马克思特别重视维科提出的人类历史规律的思想，但是，马克思又不像维科那样以民族文化为研究对象，探讨人类历史规律，而是以机器工业和资本主义社会为研究对象，探讨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规律，以此说明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这就使人类历史研究的视野从古代民族转向了现代社会。由于这一转向，文化哲学克服了固有的民族狭隘性，发现了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这是马克思对于文化哲学发展的重大贡献。拉布里奥拉处在资本主义革命完成时期，亦是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建立的时期。民族国家的建立使工人运动转向了以本国斗争为主要舞台，在理论上要求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各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面对这一任务，拉布里奥拉以唯物史观和社会主义理论对维科的历史主义哲学作了深刻地改造，把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尤其是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运动作为“人创造自己的历史”的现实内容，这就把历史哲学的研究提升到了现代社会的高度。维科的历史主义哲学是意大利哲学的典型形态，拉布里奥拉对维科的历史主义哲学的改造也是对意大利的哲学传统的改造。通过这一改造，意大利的历史主义哲学克服了对人的心理和思想想象性的抽象考察，获得了现实性的内容，具有了批判性的品格。不仅如此，它还具有了现代理性的内容，获得了现代社会的普遍意义。这些都奠定了意大利哲学的新起点，克罗齐的历史本体论、葛兰西的实践哲学都是在这一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从马克思到拉布里奥拉，再从拉布里奥拉到克罗齐、到葛兰西哲学的发展，清晰地展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化哲学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这一关系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自己的文化哲学，这个文化哲学并不独立于其他的文化哲学，而是以对文化哲学问题的合理解决而成为整个文化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和有机组成部分。由此决定，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及其与其他文化哲学的关系应是我们研究文化哲学的极为重要的哲学史论题。

　　文化哲学的上述三个哲学史论题表明，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哲学传统的内在根据在于，它合理地解答了哲学史提出的最基本的哲学问题，创造了新的哲学思维方式，从而克服近代理性主义哲学乃至古希腊以来的人文主义哲学的缺陷，推动了哲学由近代而现代的转型。这也是它作为当代哲学存在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