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

　　编者按：西方学者发现，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后，骚动不安的社会有所缓和，社会成员的心态也开始平和，社会犯罪率开始有所下降，官员自我约束的行为也有所加强。从2008年后，中国的人均GDP就已经达到3000美元以上了，但是中国社会依然面临一些问题。

　　对此，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表示，中国社会转型具有三个特殊性，一是“双转”交织的过程，二是农民利益需保障，三是呈现三元社会结构。只有全面地进行经济、行政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正面加快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步伐。

　　西方社会转型历程的共性现象

　　——社会转型期重在大力发展经济，使更多人实现家庭现代化

　　社会转型是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必须面临的问题。汪玉凯表示，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的社会转型历程带有共性的现象，概括起来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当一个国家处在社会转型期，整个社会骚动不安，不稳定的因素大大增加;二是社会成员格外关注自身的经济利益，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都想挤入家庭现代化的第一班车，谁也不甘落后，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利益矛盾和利益纷争;三是社会犯罪率急剧上升，政府维护社会秩序的难度加大、成本上升;四是政府官员最容易在社会转型期出现明显的腐败现象，动用手中的权力搞寻租活动。

　　但是西方学者还发现，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后，也就是说当多数人的家庭初步实现现代化后，情况会逐步好转：如骚动不安的社会有所缓和，社会成员的心态也开始平和，社会犯罪率开始有所下降，官员自我约束的行为也有所加强。因此，这些学者认为，一个国家处在社会转型期，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经济，使更多的人实现家庭现代化。

　　中国社会转型的三个特殊性

　　——中国社会转型双转交织、农民利益需保障、社会的三元结构

　　从2008年后，中国的人均GDP就已经达到3000美元以上了，但是中国社会依然面临着一些社会问题，原因何在呢?汪玉凯教授认为，这需要我们认真分析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

　　第一，中国社会转型是“双转”交织的过程。所谓“双转”交织，就是指中国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既面临复杂的社会转型的任务，同时又面临体制转轨的使命，即中国同时要完成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使命。这在西方国家是没有经历过的，而且这种“双转”来得快。这就意味着中国市场经济缺少正常的自然历史积累过程，实际上成为引发一系列严重问题的根源，如社会道德底线一个一个被击穿等。再加上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交织在一起，使中国的社会转型更加复杂。

　　第二，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对农民形成了事实上的双重剥夺。社会转型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城市化，而城市化的一个基本要义就是把农民变成市民。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农民离开了土地。一方面，农村向城市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初中以上的合格劳动力，但这些进城的农民工与城市就业人群没有平等的待遇，干最脏最累的活，工资待遇却是最低的，缺乏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另一方面，中国的城市化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圈地化，没有使农民比较公平地享受到土地增值的收益，从而引发了大量的群体性事件。这种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的背离，尽管不是我们的主观意愿，但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

　　第三，中国社会转型没有破解传统的二元社会根基，反而演变成三元社会结构。中国社会过去是农村和城市两种结构，通过严格的户籍制把所有中国人固定在城市和农村两个板块上。现在，户籍在一些地方松动了，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根基并没有改变，城乡差距还在扩大。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又演变出一个数以亿计的农民工群体。这些人既不同于农民，也不同于市民，因为即使他们长期在城市生活，但并没有城市市民的身份和生活。中国社会在转型中事实上已经演变为三元社会结构了。这是当初绝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

　　改革是化解矛盾的唯一出路

　　——只有全面进行改革，才能正面加快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步伐

　　汪玉凯说，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使我们在这一过程付出了比较高的代价。首先，使社会矛盾凸显。特别是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之后，这方面的问题有愈演愈烈之势。其次，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区域差距、行业差距等四大差距被放大了。再次，政府公共政策的公平、公正受到社会的质疑。

　　有人说，现在政府的政策制定，越来越有利于富人，越来越有利于强势集团，越来越有利于垄断行业，而弱势群体、下岗的、打工的在公共政策制定上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此外，在社会转型中，中国公民社会在市场化的改革中快速发展、成熟，网络民主、网络监督异军突起，而政府的管理服务能力以及自控能力常常受到公众的诟病，从而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下降。

　　汪玉凯表示，面对社会转型期我国出现的种种问题，我们实际上没有任何侥幸和退路，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才能化险为夷，到达另一个境界。从目前我国的改革实践看，首先是让民众树立起对改革的信心，重构改革的共识。而要达到这一点，就要围绕执政党和政府自身的一些突出问题，进行大刀阔斧的自我改革，如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废除不合理的特权、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给民众更多的选拔官员的选择权等。同时，要尽快解决农民工问题，加大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缩小贫富、行业、城乡差距等，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步伐，解决老百姓的看病难、上学难等民生问题。

　　“不管涉及的是经济改革、行政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要敢于触及，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从正面加快社会转型的步伐，加速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汪玉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