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高淳城管扯断菜贩手指。任国勇 郭一鹏 摄 扬子晚报发

　　中国探索“柔性执法”破解城市管理难题

　　新华网贵阳11月18日电(记者齐健　李劲峰　周之江)中国一些地方近期接连发生多起城管暴力执法事件，从河南郑州城管打菜农，到江苏高淳城管扯断菜贩手指，正把这个行政机关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11月13日，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部门出台意见，对城管执法专门提出了“注重把握执法尺度”，要求“采用柔性执法”。同日，郑州市出台改进城管执法的十大意见，其中要求“实行文明执法承诺制度，所有执法人员需签订文明执法承诺书”。

　　“此前，无论是‘美女城管’的上岗，还是集中规范安置流动摊贩，各地多有城管‘柔性执法’的探索，但粗暴执法仍时有所见。”贵阳市城管局局长莫惹说。

　　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市容环境问题一度陷入工商、规划、园林、交管等多部门“共同管理、职能交叉、责任不清”的境地，“谁都管，谁都管不了”。

　　1997年，国务院分别批准广州、北京等城市率先开展“综合执法”即“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试点。随后，“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逐步从试点走向全国。

　　然而，各地城管执法中引发的纠纷不断，社会矛盾越发凸显，既有“暴力执法”，也有“暴力抗法”，最常见的是城管与流动摊贩在大小城市中上演的“猫捉老鼠”游戏。

　　对英文“城管”(chengguan)一词，英国《泰晤士报》的注解是：“中国地方执法者，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常常会卷入一些公众冲突事件”;印度媒体则解释为：“主要的任务就是驱赶街头无照商贩，以及检查各类许可证”。

　　11月10日，国内一杂志在其官方微博上转发“郑州76岁菜农遭城管打”的图文互动消息后，短时内转发超过9万条，评论达3万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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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岁的菜农张会全，被执法城管掀了菜摊，连连扇脸。在被男子殴打后，老人说：我来郑州卖红薯，只为给大儿子挣点买药钱　记者 王春胜/摄

　　郑州大学社会学教授纪尚德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对于一些城市接连发生的城管粗暴执法现象，应将其放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而城市管理的模式、方法和理念相对滞后的大背景下来观察。

　　“和计划经济时代相比，现在的城市人员流动增加，市场也倍加活跃，但管理方式却没有明显改进，由此导致矛盾增多。”纪尚德说。

　　中央党校经济学部副主任韩保江近日撰文称，中国的城市管理尚有诸多不足，具体表现在：刚性有余，柔性不足;重人治，轻法治;重政府，轻中介;重运动，轻制度;政出多门，缺乏协调。

　　面对公众对城管执法问题日益“敏感”的神经，地方政府也在反思，探索“柔性执法”，健全规范法规制度，破解城市管理难题。

　　2003年底，广州荔湾区城管女子执法中队面向全国招考。此后，各地纷纷效仿。

　　2010年3月，贵阳市邀请城市摊贩代表与市委书记座谈，并通过短信平台等方式，广泛听取民意。贵阳市委书记李军对参加座谈的摊贩说：“作为占道经营的摊贩，谁不想有个门面，有个固定摊位，安安稳稳、正正规规地做生意呢?但资金有限，条件有限，没有办法呀。小摊小贩占道经营，只是迫于生计，绝不是故意跟制度过不去。”

　　在多次座谈协商的基础上，贵阳市出台了新的摊贩经营规范方案，临时占道摊区按“不影响市容市貌、不影响消防安全、不影响道路交通、不影响市民生活”的原则相对集中规范设置。

　　协商的结果是大家都有所妥协，城市“面子”和摊贩“肚子”兼顾。比如，清早的早餐摊点，经协商后，城管部门允许摆设，但必须在上午9时以前收摊。这样一来，摊贩有生意可做，也方便了匆匆忙忙的“上班族”。

　　从一场座谈会开始，贵阳市把规范摊贩经营从“以堵为主”转变为“疏堵结合，先疏后堵”，在美化城市形象的同时，兼顾到摊贩生存、百姓便利。目前，城区首期临时占道摊区已步入正轨，共安置低保户、下岗困难职工等5000余人。

　　莫惹说，占道经营的摊贩主要由城市里的低保户、残疾户等困难群体构成。他们靠摆摊维持全家生计，而普通市民也有寻找便宜、便利的摊点消费的需求，“过去‘以堵为主’的做法忽略了摊贩的生计需要及市民的生活需求”。

　　资料图：成都新都区的美女城管 四川新闻网发

　　一家中央级报纸评论“贵阳经验”是对“城管”的拨乱反正：自古至今，小商小贩都是光明正大的职业;有“城”必然有“市”，任何城市也无法完全禁绝流动商贩。因此，以堵为主必然无法达到目的，只会制造更多冲突。

　　在贵阳市青山路摆设餐饮摊点的彭登嵩曾经“见城管就心慌”，如今大不相同了，“城市是大家的城市，摆摊挣钱固然关系生计，但也不能不顾及城市的形象。政府和摊贩有商有量，现在看来，最终的结果是大家都不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