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很快将公示一批不合理收费项目，将有100项左右的收费纳入“不合理”范畴予以清理(11月18日《每日经济新闻》)。

　　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现在税之外的收费多如牛毛，比税多多了、高多了。降低国人负担，减税，远远没有减费更有效。

　　取消100多项不合理收费，不知道这些收费包括哪些，是不是包括了媒体一次次曝光过的天价复印费、天价拖车费、滞纳金?——其实，无论取消多少不合理收费，作为被收费者，我都不是太兴奋，我最关心的是如何界定“不合理收费”。只有在制度上界定清楚了，“不合理收费”才会得到制度性清理，而不会像韭菜那样，割了一茬又长出一茬。

　　不合理收费，这又是一个“中国特色词”。这个“理”，到底是什么“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对于“理”并没有一个公认标准和共识，所以“不合理收费”是一种很模糊的，带着道德谴责意味的标签，并没有触及那种乱收费的要害。

　　所谓“不合理收费”，实质上就是“不合法收费”——不仅仅是道义上的不合理，根本的要害在于其没有法律依据，是违法的收费。只不过，强者掌握着定义权，明明是违法行为，他们就是能依靠话语优势和政治修辞，将“不合法”说成“不合理”，既逃避法律的追究，又使这种乱收费获得了模糊的生存空间：理嘛，见仁见智。

　　将“不合理收费”恢复其本来的名字：“不合法收费”，那就很明显了，税由法定，收费当然也必须由法律决定——每项收费都应有法律依据，所有不合法收费都该立即取消而不是由行政部门突发善心取消。

　　行政部门的许多收费其实是很不合法的。依据法律，公民纳税就是为了购买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时，应该是免费的。我们免了多少呢?中国的收费公路世界第一。只要与行政部门打交道，都要收费，而且收得非常高。

　　只有在法律上明确界定清楚了什么叫“不合理收费”，恢复其“不合法收费”的本来面目，那么，人们在反抗乱收费上就有了主动的权利。也只有那样，才能对乱收费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理，而不是像这样一个个地取消，第一批100个，第二批几十个的，很不爽快。(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