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关注的不仅是一个政治认同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当代中国文化认同的重建问题，如何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分，得到广大民众的广泛认同，并内化到中华民族现代文化中去。带着这些问题，人民网理论频道记者采访了中共青海省委党校哲学社会学教研部主任、教授吴玉敏。

　　记者：吴教授，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建构意义各不相同，请您谈谈从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关系上重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建构意义?

　　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所指向的是现实中高度互渗、义理上界限分明的两种心理或社会事实。对中共十七大提出的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众人更多的是从政治的意义抑或是意识形态的视角予以解读、阐释和论证。殊不知政治意义上的认同建设固然非常重要，且可以在强制力和党政资源方面获得充分而有力的支持。但却因其容易外在于民众的文化心理，或与当下不同人群的文化理念产生疏离甚至某种冲突，很有可能沦为一种政治口号却不能兑现其预期效力。

　　其一，中国传统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关系的思想资源与实际例证。顾炎武著名的“亡国亡天下”可看做是对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关系的一种传统经典解释。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在“蛮夷”清朝入主后，对目下处境不但有着情感上的悲愤与排斥，更主要的是对其中的文化正统的何去何从怀着紧迫的焦虑与深思。而其著名的“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的观点，之所以很受近现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欣赏的深层原因就在于：在顾的思想中，“天下”是一个文化概念，而其“亡国亡天下”说，强调的也是文化的延续与传承之于统治力量的更迭有着更为重大而深刻的意义。在《日知录·正始》中，顾对西晋之亡的切肤之痛就在于，西晋之亡不只是亡国，更是亡天下——亡于鲜卑拓跋部。而从魏到晋的更替则只是不同王权的变化，却非文化道统之断裂。

　　其二，借助西方思想史中有关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关系的具体思想，加深对两者相互关系的深层次认识。英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哲学家约翰·洛克尽管没有直接谈论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的关系，但他的某些观点对问题的阐释仍有启发作用。在洛克看来，任何政府要证明自己正当合法，只能以承认并支持个人和社会固有的道义权力为基础。对此，萨拜因又对之补充说：“道德秩序是永久的，是自身永恒存在的，政府则不过是道德秩序的要素。”这些说法尽管没有直接指向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关系，但从中我们可以做这样的解读：政治认同所需的道义合法性依据须由得到认同的文化系统中之价值原则来判别提供;作为文化共同体之民族的发展目标有必要通过搭建政治结构来完成。美国著名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尼尔·博兹曼说过：世界历史业已证明，政治制度不过是文明表面转瞬即逝的权宜手段。每一个在语言上、道德上统一之社会的终极所托，乃是某些基本的思想建构。世世代代人们围绕着它而凝聚在一起，因此，它们标志着社会的延续性。

　　其三，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同样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认同问题。上述中外思想家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关系论点足以说明，需要站在文化认同的角度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问题。即文化原则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或政治运作调整的圭臬，对于民族或社会的凝聚延续来说，它是某种更深刻更深层的东西。

　　记者：中华民族的文化有顽强的生命力，并且与时俱进地在发展，那么如何从中国文化的现代发展与活力重建上重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价值?

　　认同是一种集体现象，而绝非个体现象。文化认同提供的是最深刻的心理认同和情感归属，是实现其他认同的内在基础。中国社会几千年“大一统”传承的最大和最稳固的动力，就来自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而中华民族的认同是延续几千年各民族凝聚和国家疆域稳固的基础。以当下和今后的视野省察，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还是中国现代社会的合理建构，都不能缺少相应文化在内容与形式上的丰富、创新和转换，都迫切需要为民族崛起和复兴提供深厚而强大的精神动力、思想支撑和价值引导;需要有符合时代特点、适应发展趋势的民族文化。

　　其一，从马克思主义同时具有的西方文化谱系和中国传统文化意蕴，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社会同时具有的政治与文化的双重价值。从文化的地域、民族、历史传承等特性来看，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的传统文化具有天然的谱系关系和“家族相似性”，与中国的特有文化传统相比，确实是一种异体、异质的文化，二者之间似有太多、太大的差异。但是，正如许多西方学者所注意到的，在中国漫长的文明史中，马克思主义以一种外来的理论体系自“五四”之后仅经过二十多年就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并产生了几个一脉相承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这不能仅止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的单向度认识，需要特别注意解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精神、社会心理和文化传统层面上的一些相合、相通表现，而恰恰是后一点所产生的作用、价值具有更为深刻和深远的影响。

　　其二，中华民族有着引以为豪的悠久、丰富、深厚的传统文化，但并不意味着今天的中国文化不再需要更一步的转换、丰富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应该成为当今中国文化创新建设的重要内容。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不仅承担着指导中国社会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政治责任，而且还担当和肩负着繁荣和发展民族文化的重任。

　　其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其它少数民族的文化内涵并不对立，同样可以转化和内化到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中，为不同的民族文化增补新的、现实的活力。这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又一特殊而重要的功能。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是实现和展示中国各民族国家认同的最贴切表述。而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并不是今天才有，而是悠久历史传统的代代传承。其中，文化认同是其最深刻而内在的根基。

　　记者：您谈到文化认同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如何以文化认同的重建强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底蕴?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性作用之一就是建构和强化文化认同，且以文化认同推进和增强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认同。所以，在中国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为了中国现代文化认同的推进和提升，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和发展高度上实现民族文化及文化认同的全新构建和全力推进。为此，赋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意蕴，以文化认同的思维加快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其意义和实现过程会更加有效和顺利。

　　其一，以文化认同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绝不会降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社会的应有政治地位与内在价值。在论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意义与途径时，人们便不由自主地将目光和方向聚焦于政治认同的层面，仅重视大众化的政治意义。这样做本没什么错，但由此就看不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当下中国社会的文化认同所具有的基础和内在蕴意，甚至认为谈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层次，似有降低和弱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意义之嫌，就明显有失偏颇。

　　其二，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文化认同作为当今中国社会精神建设的重要内容，发挥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所具有的重塑信仰、再聚人心、强化认同等方面的文化凝聚力作用。时下，人们对中国社会的精神状况有着信仰危机、信任危机、道德滑坡、社会分裂等等感叹。这些说法尽管有点耸人听闻，但也不能不承认这些现象或多或少、或普遍或有限的存在与盛行，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在认同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还要特别看到，现实社会存在的信仰崩塌、诚信缺失、道德危机、价值混乱等各种精神乱象，其实都是文化本身乃至文化认同危机的表现，是现实中国文化在各方面存在内容空洞、影响乏力、作用软化的直接反映。这个问题已经影响到对深化改革开放、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共识达成和人心凝聚。尽管当今中国社会的众多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精神或文化问题，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更不能就直接定为文化或精神的因素。但是，从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及其社会中的各种因素与组成部分都有自己的地位与作用的思维角度进行剖析，各种社会问题的发生也应在以精神为特色的文化现象中找寻根源和解决办法。由此，对社会的心理重建、精神重建、道德重建、价值重建等问题的破解在根本上就聚焦为一个文化问题。需要以文化重建带动整个社会的心理、精神的重新建构，用文化认同带领社会各方面认同的跟进和提升。再进一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过程也是对民族文化的不断改造、创新的过程，是特定时代环境和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不断冲撞与整合的过程。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所蕴含的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民主法治、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等基本思想与价值内容，都应与现今中国现代文化认同的建构的目标与追求统摄起来，贯穿、渗透、融化到民族文化重建的灵魂深处，且跳出或彻底从空洞、乏味、说教式的政治宣传中脱胎换骨，建构起既具普适性、又具民族性、更具时代性的新型中国文化形态。

　　当今中国正处于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方向的现代社会的建构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新型民主以及全球化环境下中华民族的价值品格、道德境界等建设目标的推进与实现，都蕴含着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化认同建设重任。如何使当今国人的认同问题在精神的基础上得到创新与牢固，为现代中国社会的政治认同奠定深厚的时代文化根基，当然成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文化职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就秉承了创新民族文化、重建文化认同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