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明，男，1957年出生于上海。1975年高中毕业后赴海丰农场务农。1978年恢复高考后首届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学习。先后获哲学学士、硕士学位，并于1984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嗣后又在职攻读博士，于1994年取得哲学博士学位。现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主要学术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主要学术兼职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主要成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哲学学会副会长等。

　　问：大约十多年前，你在学界率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质和当代意义的问题，并始终不渝地就此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能否请你谈谈这一问题是如何形成的。

　　吴晓明(以下简称“吴”)：我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选择这一专业，是因为它符合我的理智兴趣——既能专注于学术，又能藉此思及重大的现实问题。在这方面，我的导师胡曲园先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最初专业是德国文学，又曾花大力气研习过中、西哲学，但最终是转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上去了。他说是重大的时代问题引导了这一转向，对此我是深为认同的。

　　然而，当我成为教师并且在课堂上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却开始面对青年学生们的种种疑惑了。这些疑惑的主要之点是：时代已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诞生于150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能有多少价值和意义呢?虽然我们很容易指证这种提问方式对于思想价值的评判来说是不恰当的，但问题显然不止于此。如果说真正的哲学无非是体现在思想中的时代，那么，重要的事情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质和当代意义作出积极的阐明。

　　问：要在理论上作出这种阐说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能在这方面简要地谈谈自己的思想经历和学术感想吗?

　　吴：对我的思想经历影响最大的是某种理论上的对立——我想说的是：第二国际理论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阐释过程中形成的那种尖锐对立。当前者完全在知性科学或实证科学的主题上来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后者则以一种主观主义的倾向诉诸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和“革命行动”。这样一种理论对立虽然使我感到不满和困惑，但它也形成为一种持久的动力来推动我的学术研究和思想探讨。它使我意识到：第一，为了真正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不可能借助于某种泛泛的空论和纯粹外在的解说，它是与所谓“基础理论”至为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第二，这就要求使整个问题的探讨深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中，换句话说，是要深入到哲学存在论的根基处，并从而对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性质和意义作出切近的估价。第三，这样便会形成一个时代状况与理论研究的结合点，在这一结合点上，我们能够通过学术上的深化来阐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

　　问：我们看到你在这方面确实有不少成果，而这些成果看起来也确实是颇为学术化的。但是，恕我直言，这种学术化难道不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质和现实关注相抵牾吗?

　　吴：我不认为这两者是矛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固然有其实践的方面或“实践的阐明”，例如，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就是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它理所当然地要求与“理论的阐明”相结合、相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质和现实关注决不意味着它漠视理论或轻视学术，并从而把这样的领域让渡出去。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地包含着一个重要的学术向度。列宁曾经说过，如果不读黑格尔的《逻辑学》，就无从真正读懂《资本论》。这个简要的判断从根本上提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向度。只要问题涉及到理论方面，这个向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就是本质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不理解马克思对现代形而上学的总批判就无法理解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像不理解德国古典哲学就无法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原理一样。

　　在这里必须立即辨明的一点是：由于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哲学学术本身的性质和意义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哲学学术的纯粹自律性不过是一种现代意识形态的幻觉;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学术以深入地揭示并切中社会现实为根本旨归。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粉碎了笼罩在哲学学术上的意识形态神话，并且把自觉地发现和揭示社会现实的任务交给了哲学学术。就此甚至可以说，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个学术而言，如果它不能够持续地唤起社会现实的积极呈现，它就不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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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你如此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向社会现实，这是否意味着它是你的主要学术观点?

　　吴：是的，应该说是总体的和基本的观点。作为一种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首先就在于它对社会现实的开启与揭示，正像它也作为一种实践纲领参与在当代人类的历史性活动中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就不需要某种专门的、学科化的、甚至是完全技术的方式了，而是说所有这一切归根到底都在总体上从属于社会现实的真正发现。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详尽地阐说了他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始终围绕着旋转的那个核心，如果不是社会现实的开启与揭示，又是什么呢?有一种观点以为社会现实是随便就能见到和触到的东西，根本无需什么哲学、理论、学术去“发现”，这种观点是肤浅的和错误的。我们不妨想一想，为什么整个近代哲学都遗忘并错失了“社会现实”，为什么费尔巴哈这位最现实的哲学家一进入社会历史领域就背叛自己，并且较之于黑格尔还显示出“惊人的贫乏”?

　　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今天的使命是：以哲学的方式揭示社会现实——更加切近地说来，是要发现当代的社会现实，尤其是要切中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很显然，这个基本之点对于我们今天的整个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都是有意义的，而且是意义重大的。

　　问：能否说明一下，马克思哲学何以能够承担这一使命呢?

　　吴：我们知道，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使这种科学成为可能的，不仅是哲学上深入现实的主张，而且要有对现代世界的分析工具。马克思主义是兼具这二者的，确切些说，它对社会现实的揭示同时就是对现代世界的批判性分析，反之亦然。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是对现代性(现代世界的本质根据)的有原则高度的批判。在这里，至关重要的是批判的观点，是这种批判的原则高度;因为无论是非批判的观点(例如实证主义的观点)，还是缺乏原则高度的批判(例如浪漫主义的批判)，都不可能真正深入到社会现实中，相反却使之被掩盖起来。我们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经典著作中读到这种有原则高度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正应当在这一基本点上被揭示出来。就此而言，詹姆逊说得对：马克思主义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但我们却不能撇开它来思考，因为马克思主义所涉及的乃是根本的问题领域。

　　问：听了你的一席解说，颇有启发。最后能否请你谈谈自己的结论?

　　吴：现在要谈最终的结论，也许为时尚早。因为我把阐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主要地理解为一项任务。如果说这种意义首先在于揭示并切中当今的社会现实，那么这同样应当被理解为一项有待完成的任务。因此要说结论的话，也许可以谈谈实现这种任务的路径。我想这样的路径主要有三：第一，是理论研究。在这方面，我不认为似乎已经无事可做，相反，整个研究领域有待迅速扩展，研究内容有待大大深化。目前实际上存在着轻忽理论、特别是基础理论的倾向，甚至经典著作的阅读和研究也常常被耽搁了。这种情形必须迅速改变，否则的话便无异于在学术上自我打击，更遑论阐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了。第二，是批判性的对话，是与当代各种思潮、特别是与当代哲学的批判性对话。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在与当代思潮的批判性对话中，才能使其话语空间获得真正的开拓和巩固，使其当代意义得以昭彰显著。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对时代问题、特别是重大的时代问题作出积极的应答。很显然，要对时代的重大问题作出真正有效的和深刻的应答，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既然这一要求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之中，那么，我们理应把对时代问题的应答看作是一种使命，看作是对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真正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