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全党学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中之重，教育引导党员着力增强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奋斗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特别是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这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全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的新要求新任务。

　　一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为之奋斗的崇高目标和最高理想，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中国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就是一种为理想、为党和人民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在白色恐怖的战争年代，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在敌人的围剿中历经艰险毫不动摇，在敌人的屠刀下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就是因为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矢志不移。如果说战争年代共产党人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体现的是共产主义的献身精神的话，那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共产党人最难能可贵的共产主义献身精神，就体现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日常工作中，特别是体现在面对党和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的危难紧急关头敢于挺身而出，舍生忘死。共产主义理想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决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品，而是奋斗的目标，前进的动力。有了共产主义理想作精神支柱，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就得以升华;失去了共产主义理想，共产党人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邓小平同志曾告诫全党：“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坚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指导整个工作;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提倡和表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服从组织’，‘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有人居然对这些庄严的革命口号进行‘批判’，而这种荒唐的‘批判’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抵制,居然还得到我们队伍中一些人的同情和支持。每一个有党性、有革命性的共产党员，难道能够容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吗?”(《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7页)

　　中国共产党人从来都是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统一论者。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如果不为党的现阶段目标而奋斗，“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1059—1060 页)同样，今天如果我们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任务而奋斗，那也不是一个自觉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反之，无论过去和现在，一个心目中没有党的长远目标的人，也绝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对此，邓小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最终目标好比是灵魂，有了她，社会主义建设就可以搞得好一些;没有她，就会无所适从，左右摇摆，甚至南辕北辙，背道而驰。

　　二

　　反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一直是影响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政策的重要因素。在标志着“杜鲁门主义”产生的那篇演说中，杜鲁门就是以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作为美国奉行对苏“遏制”政策的理论基础。他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标准，将世界分成两部分，把美国封为自由世界的领袖，赋予美国率领自由世界同共产主义世界作斗争的历史使命。长期以来，反共产主义一直是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核心内容之一，直接服务于美国的国家使命。正如法国学者克劳迪·朱里安指出，宣扬“神意”和高唱“救世主义”，“绝对说不上是美利坚帝国的特色。美利坚帝国的特色在于，它是针对共产主义而展开一切活动的”。

　　在西方咄咄逼人的意识形态攻势面前，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鼓吹“非意识形态”，以所谓“人类共同价值”取代共产主义理想，实际上是合谋瓦解了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从而加速了苏联的溃败。他也因此得到了西方世界的肯定。美国前总统里根赞扬戈尔巴乔夫是“放弃全世界必须成为共产主义这一原则的第一位苏联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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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东剧变、冷战结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并未放弃反共政策，作为惟一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自然成为了其最主要的意识形态对手。美国战略学家布热津斯基1989年所著的《大失败》一书，副标题就是“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书中，作者精心设计了一套如何从意识形态上彻底战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策略手法。比如，提出要抓住人权口号，因为“倡导尊重人权影响巨大，意义深远，可加速共产主义衰亡的过程。”(布热津斯基：《大失败——世界共产主义的兴亡》，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3页)在1993年著的《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一书中，布热津斯基提出中国未来可能的三种走向：“一是中国即使非常务实，实行可以称为‘商业共产主义’的政策，但仍称自己属于共产主义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它可能非常有意识地扮演世界穷国领袖的角色，与以美国、欧洲和日本为首的捍卫现状的联盟相对抗。二是中国把经济实力变成政治军事力量，执意在亚洲繁荣区扩大影响,向日本的政治权势提出挑战。三是中国更明确地放弃其残留的信条，决定成为全球现行社会体制的一部分，假定它被欢迎加入这一俱乐部的话。”布热津斯基指出，最受美国欢迎的是第三种选择，前两种选择会造成“全球混乱”，尤其是第一种选择，而“中国目前执行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就是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的”。即使是第二种选择，也是同第一种选择密切相关的，中国“更大的可能是把意识形态挑战与军事挑战结合起来”。(布热津斯基：《失去控制：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9、211-213页)布热津斯基的三种设计都与意识形态相关，其关键还是看中国坚持或放弃共产主义。如果中国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就不会引起“全球混乱”;反之，哪怕是坚持所谓“商业共产主义”，也会威胁美国的利益。2009年2月2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就职演讲中大谈美国人的信念是立国之本，阐发美国人的价值观对于国家乃至世界的意义。同时，他再次将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并列，声称：“回想先辈们在抵抗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时，他们不仅依靠手中的导弹和坦克，而且还依靠稳固的联盟和坚定的信仰”。

　　三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其实现需要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无需也不能对遥远的未来做具体的描述，否则将流于不切实际的空想。然而，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的理想、道德和信念，却是随着共产党与生俱来、始终相伴，决定着党前进的方向。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党的几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对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与坚持。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八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坚定正确的理想和信念。我们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信仰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任何时候都丝毫不能动摇的。一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如果在思想上动摇了这些根本的东西，也就动摇了共产党人的根本政治立场，就必然会偏离正确的政治方向。中央要求‘三讲’教育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有针对性的。”(《江泽民文选》第2卷第361页)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本质上具有非马克思主义政党无可比拟的先进性。这种先进性，集中体现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作为指导，坚持把实现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坚定信念和远大理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共产主义理想关系到党的性质，对于广大党员干部价值观的养成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它与整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在关联，还需要作更为深入的研究，以求更加全面的认识。这里，有必要重温邓小平同志当年的教诲：

　　“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否则，我们自己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还怎么能教育青年，还怎么能领导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67页) “我们这些人的脑子里是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一定要让我们的人民，包括我们的孩子们知道，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我们采取的各方面的政策，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112页)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