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被分解为“从实践到理论”和“从理论到实践”的关系两个环节，前者被看成是理论的产生过程，后者被看成是理论的应用过程。而这两个环节又分别与自然科学研究中盛行的“归纳法”和“演绎法”连接在一起：“从实践到理论”的环节适用的是“归纳法”，即“从个别

　　到一般”的方法;“从理论到实践”的环节适用的是“演绎法”，即“从一般到个别”的方法。这种认识基本上是属于“理论哲学”模式的。而从实践哲学的视角来看，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将获得新的内涵。

　　西方实践哲学的奠基者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是“关于可变事物的”，也就是说，其真正的着眼点在于可变的事物或事物的可变性。这种“实践”所面对的问题不是永恒不变的对象，或者说不是变动之中的恒定者，而是处于不断变动中的对象，或者说是不变之中的变者。因此与理论哲学对恒常不变的规律之关注不同，实践哲学不去追问变动的对象背后的不变之根，它只是要探询一种人们面对千变万化的生活世界如何正确地行为的问题。这种行为能力，不是通过对一般规则的学习而后依照逻辑的方式推演就能够获得的。对象的非重复性以及可变性特征，决定了实践策略的变动性，也决定了人们的实践不能仅仅依靠科学的逻辑方式去达到其合理性。可以说，局限于科学的认知模式并不能使我们打开实践智慧之门。

　　在实践哲学看来，“从一般到个别”并不是要把“个别”纳入到“一般”之中，借助于“一般”去认识“个别”，而是强调“一般”必须与“个别”相契合;它所关注的并不仅仅是事物的“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关注事物的“异”更为重要。任何个别都是独一无二的，即便是以归纳法的方式从个别中提升出来的一般原则，也不可能完全包含个别，仅仅依靠一般的原则是无法完全把握个别的。要很好地处理实践问题，不能简单地运用演绎法进行逻辑推演，而必须依靠人的理解在一般原则和个别情境之间达成协调一致。

　　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中，人既是一个实践者，也是一个理解者，而人的理解渗透到理论与实践的整个过程，成为其中至为关键的中介性要素。而具体化，则是理解发挥其中介作用的关键所在。

　　首先,理解的具体化表现为语言的具体化。作为当代西方实践哲学复兴的代表之一，德国诠释学家伽达默尔曾把语言看成是对普遍东西的真实具体化。人们通常只注意语言的工具性，视之为在使用者之外客观存在的工具。然而，伽达默尔却侧重于对语言进行生存论的分析，强调语言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要素，语言具有不可磨灭的生存论意蕴。作为我们的语言，它渗透着我们对世界的全部经验。语言在我们的使用中，不仅把普遍化的共性的语言具体化为文本中的私人化的个性的语言，而且也与使用者的个人的生存经验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使之获得了一种具体化的呈现。

　　其次，理解的具体化还表现为情境的具体化。按照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理解不是要求理解者放弃自身的立场，恰恰相反，它要求理解者坚守自己的立场。文本固然代表了作者的立场，是作者意图的具体化表达，但它一旦获得自己独立的文本化存在形式，就逸离了作者的原始情境，失去了自己本初的具体性，而成为一种有待确定的状态。在一切理解中，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文本的叙述与我们对于有争议的现实的理解之间的意义问题。因此，文本的理解不是要去复制作者的原初意图，而是要在文本所代表的普遍性和理解者自身的特殊性之间进行中介，从而创造出文本的新的意义。理解者必须从自身的具体情境出发展开对文本的理解,以便使文本的普遍意义在理解者的诠释学情境中具体化，形成文本的具体的新生意义。情境的具体化是达成根本理解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第三，理解的具体化还必须落实到问题的具体化层面。对文本的理解不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它始终渗透着理解者的能动作用。当理解者把自己的诠释学情境导入到文本的理解之中时，他必须对这一情境进行深刻的反思，以便在特定的问题域中与文本展开诠释学对话。诠释学对话发生在文本与理解者之间，是在文本所代表的作者情境与理解者自身的情境中展开的。要使这场对话成为真正的对话而不是文本的独白，理解者自身的问题意识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的具体化使理解情境的具体化得以实现，也为文本的意义创生开辟了道路。理解者在对话中提出的问题，不应该是漫无边际的，而应该是包含某种界限的问题域中的问题。没有界限的问题乃是空的问题。要使问题成为有意义的真正的问题，理解者不仅要对文本的情境做出深入了解，而且还必须对自身的诠释学情境做出深刻的反思，惟其如此，理解者与文本之间的对话才能围绕着真正的问题而有效地展开。

　　所以，理解的具体化是沟通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重要中介。要克服理论与实践的断裂，实现理解的具体化是必不可少的途径。理论要掌握群众，不能依靠外在强制灌入，而要通过群众的自主理解来实现，理论是要通过群众的理解来发挥作用的。理解的具体化乃是实现从理论到实践之合理转化的重要保障。由于理论文本与理解者之间存在着诠释学距离，比如文本采用的语言与理解者使用的语言之间的距离，文本作者所处的原初历史情境和作为理解者的普通群众所处的当下情境的距离，文本的问题域和群众当下的问题域之间的距离……等等，普通群众往往很难实现对这些文本的直接理解。因此，理论工作者就必须肩负起架构文本与普通群众联系的桥梁和中介的任务。不仅理论工作者自身对文本的具体化理解成为一种必须，而且他们对文本的具体化解释也非常重要。理论工作者的具体化理解和具体化解释将成为影响普通群众对文本的具体化理解的重要因素。加强理论工作者的这种桥梁和中介作用，借助于他们的具体化理解和具体化解释来帮助普通群众实现对理论的具体化理解，才有可能克服理论与实践的断裂，使完美的理论转化为完美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