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在许多著作和书信中谈到中国，而且还专门撰写了19篇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足见其对中国问题的重视程度。在这些专著及散论中，两位革命导师围绕着中国近代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如鸦片贸易、太平天国革命以及中日战争等，详尽地阐述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并具体而深刻地分析了中国如何发展的问题。本文通过对这些重要文本的分析，探讨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国观及其蕴含的重大的方法论意义。

　　认识之一：中西方交往与中国发展的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历史不外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是人类相互之间交往的历史。中西方的交往(本文的“中西方交往”特指近代中国与西方的交往)乃是历史的本质要求。历史同时表明，古老的东方帝国的极度落后又导致其在对外交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遭遇西方“特权”。

　　通过对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的考察，马克思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1]以及共产主义这五种社会形态，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近代的中国处于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封建社会阶段，而欧洲在相继完成了工业革命之后，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无论是在生产力发展速度方面，还是在人民生活水平方面，中国都远远落后于西方。马克思认为，由于中国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非常牢固，无法通过自身的发展而实现向更高一级文明制度的过渡，于是打破这种“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就成为中国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然而，这个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由马克思提出的科学认识，中国却是在经历了惨痛的经验教训之后，才幡然醒悟。即便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仍然没有真正意识到对外开放的极度重要性。社会主义建设也因此遭受了重大的曲折。改革开放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再次有力地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行不通的，中国要发展，就必须实行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国际交往。在经济文化各方面全方位、宽领域地与国际接轨，广泛参与国际分工，主动积极地进行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变过去以计划经济为主导的内向型供给经济为以国际市场为主导的外向型商品经济。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效率，使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

　　中西方的交往是世界历史发展也是中国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中西方的二元对立也必然要求中国在交往过程中不得不时刻警惕并抵制西方特权的干涉。交往伊始，凭借着其强大的军事力量，西方特权强制地打破了中国“与外界隔绝”的状态，并在接下来的相当长的时间内都主导着交往的潮流。西方特权的最初干涉突出地表现为赤裸裸的殖民主义扩张和侵略。而古老的中国社会之“陈腐”早已注定了在最初的博弈中上演的只能是一出世界历史悲剧。诚如马克思所言，“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2-1]

　　然而，我们同时看到，西方资本主义是当时新生产方式的代表，它在冲击、摧毁中国旧制度的同时，在客观上也一定起着促进中国发展的作用，即使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2-2]在这个意义上说，也正是西方特权对中国的干涉才使得中国得以进一步并逐渐主动地参与中西方交往，或者说，中西方交往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中国的强大。正如恩格斯所预言的那样，世人看到了这个“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同时也看到了“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2-3]但中国的强大决不是也从来不是西方国家希望看到的。于是，殖民主义者故伎重施，继续行使着“历史悠久的”特权，进行着一波又一波的对华干涉。只不过此时的西方国家已经不再进行赤裸裸的殖民侵略，而是悄悄地披上新的外衣，采取一系列新的手段进行对华干涉。国外分裂势力对台独、藏独以及疆独分子的支持，不仅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而且也阻碍了中西方的正常交往;“中国威胁论”的泛滥则是在话语上给中国施压，遏制中国的发展。这不仅严重地干扰了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也是对世界和平发展的破坏。种种干涉再一次证明：第一，在中西方交往中，中国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有侵略、霸权。用马克思的话说，“英国人控告中国人一桩，中国人至少可以控告英国人九十九桩。”[2-4]第二，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崛起，没有什么能阻止得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步伐。正如邓小平所言，“什么威胁也吓不倒我们。我们这个党就是在威胁中诞生的，在威胁中奋斗出来的”，“中国是垮不了的，而且还要更加发展起来。这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3]。

　　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无论是旧有的西方特权，还是其新的变种，对华干涉的本质总是丝毫没有发生变化，即利用其特权在交往中大肆对外扩张，进而攫取高额利润。如此看来，对西方“特权”的抵制将一直伴随着中西方交往的进程，也必将伴随着中国向前发展的进程。

　　认识之二：意识形态建设问题与中国发展的关系

　　近代中国何以由盛转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除了生产方式这一根本原因之外，意识形态的落后也是导致中国近代衰落的一个深层原因(关于近代中国的意识形态是否全面落后于西方，学术界尚有争议。对此本文不作探讨。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近代中国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不一致的)。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这体现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及反作用的重视。那么，近代中国的意识形态究竟落后到何种程度，或者说，与历史发展趋势到底如何不适应呢?大致地看，不外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小农意识。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只能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因此，时下的国人普遍具有小富即安、不思进取的心态，他们缺乏主动进取精神，本能地排斥变革，患得患失，表现出极大的保守性。这种落后的思想意识无疑对中国的发展十分不利。马克思在《对华贸易》一文中，借一位英国官员之口，表达了对中国农民的基本看法。“中国人的习惯是这样节俭、这样因循守旧，甚至他们穿的衣服都完全是以前他们祖先所穿过的。”“每一个富裕的农家都有织布机，世界各国也许只有中国有这个特点。”“福建的农民不单单是一个农民，他既是一个庄稼汉又是工业生产者。”[2-5]在《欧洲动态——欧洲缺粮》一文中，马克思谈到中国市场的特点时指出，“那里的人们大都愿卖不愿买，金银都被收藏起来”，并认为“这种状况”在太平天国革命的目标实现以前“不会有任何改变”[4]。

　　2.官僚主义。关于官僚主义的危害，马克思曾经有深刻的阐述。马克思认为中国清王朝的腐败皆缘于满清的官僚体制。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马克思写道：“正如皇帝通常被尊为全中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认为对他们各自的管区维持着这种父权关系。”[2-6]马克思同时指出，中国的官僚主义产生的根源是亚细亚所有制体制以及由此决定的封建专制制度，“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信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2-7]

　　3.迷信思想。在《中国记事》一文中，马克思通过摘录夏福礼(驻英国的宁波领事)的一封信，生动地描绘了中国民众意识中的迷信思想。文中写道：“引起恐惧，是太平军的全部战术。”“制造恐惧的一大法宝就是太平军身上穿的五颜六色的丑角式衣着。此等装束只能使欧洲人觉得好笑，而对中国人来说却有神奇的作用。因此，这种丑角式衣着在作战的时候给叛乱者带来的优势比线膛炮还要大。况且，他们还有一头又长又黑或者染黑的乱发，目露凶光，发出凄厉的号叫，装出狂怒的样子——这就足以把古板的、温顺、循规蹈矩的中国老百姓吓死。”[5]

　　100多年后的今天，我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毫无疑问，上述落后的意识形态并没有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瞬间消失。当前我国农民的素质普遍不高，缺乏主动进取精神，固有的小农意识极大地阻碍了在农村进行的市场化改革，进而严重影响着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官僚主义严重地侵蚀着社会主义的大厦，是腐败产生的重要根源，也是政治体制改革中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迷信思想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发展的重大桎梏，当前在中国国民意识中仍普遍存在，尤其在落后地区的民众中更是根深蒂固。显然，这十分不利于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科教兴国战略的进一步实施。凡此种种落后的意识形态，不仅是近代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更是当下中国向前发展的严重障碍。中国若要进一步发展，就必须保持意识形态的先进性。

　　这里有必要指出，所谓保持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决不是保持意识形态的超前性，而是保持意识形态的适度性。一方面，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摒弃落后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反对那些鼓吹超前的、不适应中国国情的意识形态的论调。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告诉我们，每一时期的意识形态，归根到底都应由这个时期的经济基础来说明。以毛泽东的意识形态观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观的参照为例，要保持意识形态建设的先进性、适度性，“必须要尽力避免两个极端：一是尽量避免像毛泽东晚年那样，为了保证群体利益的最大程度的反映，而让意识形态迁就于人数最多的阶级如农民阶级——让知识分子去那里接受所谓的再教育，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此颇有微词;二是尽力避免像西方马克思主义主张的那样，走向精英政治，将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寄托于具有文化霸权的某些政治或学术精英，而将此与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或农民阶级的真实的经验生活相脱离，这又是毛泽东最反对的。”[6]

　　认识之三：资本主义与中国未来发展的关系

　　关于中国未来发展的问题，尤其是关于中国发展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两位导师均有过论述。然而，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普遍具有重马克思轻恩格斯的倾向。这突出地表现在对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研究的重视，而对恩格斯晚年书信的研究明显不足(尤其是恩格斯与卡尔·考茨基、左尔格以及马克思的二女儿劳拉·拉法格等人的通信中有关中国发展与资本扬弃的论述的内容)。当然，笔者在此无意否认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研究的重大意义，只是初步设想，能否结合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研究，同时加强对恩格斯晚年书信中关于中国未来发展问题分析的研究力度。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一直是学术界十分关注而尚有争议的话题，但有一个基本观点目前学界已经初步达成共识——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发展阶段是不可逾越的，也就是说，实现现代化是东方社会向前发展的必经阶段。然而“现代化”并不能完全规约着发展的全部要义。它只是在物质生产力等方面预示了未来发展所能达到的规模和水平，对于发展的具体走向等问题，并未有所涉及。这样看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建设之间的关联就仍然是不明的。而我们都明白，现代化理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只要我们承认“五形态”论在中国是适用的，那么我们就必须坚信：社会主义是中国发展的风向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自然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即是说，现代化从属于社会主义。

　　关于中国的发展与资本之间的关系问题，恩格斯晚年书信的一些论述显得弥足珍贵。在谈到中日甲午战争的影响时，恩格斯不仅论述了战争将瓦解中国的传统制度以及社会结构，同时着重指出中国的未来发展对资本主义的影响。在1894年9月给卡尔·考茨基的信中，恩格斯大胆预言：“中日战争意味着古老中国的终结，意味着它的整个经济基础将发生渐进的、但却是全面的革命，直至大工业和铁路等等使农村中农业和工业的旧有联系瓦解，从而使中国苦力大批流入欧洲。因此对我们来说，这将会加速崩溃并使冲突加剧到危机的地步。这是又一个绝妙的历史讽刺：资本主义生产，只有中国尚待它去征服了，但当它最终征服中国的时候，它却使自己在自己的祖国存在成为不可能了。”[7]在同年11月致左尔格的信中，恩格斯又进一步论述了中国的劳动力如何冲击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千百万人将被迫背井离乡，移居国外;他们甚至会移居到欧洲，而且是大批的。而中国人的竞争一旦规模大起来，就会给你们那里和我们这里迅速造成极端尖锐的形势，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将促进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8]

　　显然，恩格斯是从劳动力的角度出发，来论述中国的发展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影响的。我们大可不必苛求恩格斯的预见在历史细节上正确与否，或在何种程度上得到了实际应验，而更应当重视恩格斯的宏观性历史叙事模式所渗透着的理性力量。恩格斯正是凭着这种理性力量，把握中国的发展与资本的扬弃之间的本质联系。这种本质联系即是，中国的发展促成资本扬弃的可能性与现实性。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具有明显的劳动力优势;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丰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这更是中国未来发展对世界引导的独特优势。然而，恩格斯看到的中国是19世纪那个千疮百孔、破烂不堪的近代中国，反殖民反封建的任务都未完成，辛亥革命尚未爆发。由于历史自身的局限，恩格斯也只能在宏观上作出相对抽象的判断。但我们必须明白，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公式、定理，当代的我们之所以仍然需要回归那些相对抽象的文本，就是因为我们学习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决不是要对其具体的个别论述盲目信从。这就要求我们结合中国发展的实际来科学看待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国观。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16[-1]，766[-2]，712[-3]，704[-4]，758[-5]，691[-6]，765[-7].

　　[3]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59.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346.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548.

　　[6] 赵凯荣.马克思论中国为何由盛转衰：意识形态与文化战略[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1)：17-18.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738.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8.

　　(责任编辑 陈庆初)

　　[作者简介] 何 强(1968-)，男，河北康保人，法学博士，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欧洲社会党和世界社会主义;唐忠宝(1984-)，男，河北秦皇岛人，燕山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