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期《三联生活周刊》(4月27日出版)“坏消息”栏目有一则“恶人与恶狗”,说根据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一个研究小组对563名养有宠物的学生所进行的在线问卷调查,那些家有恶犬的人,行事野蛮、滥用药物以及打架斗殴的概率,远远高出饲养性情较为温驯犬种的人和不养狗的人。研究者因此得出结论:决定一条狗是否具有攻击性,

　　不仅是看它的血统,还要看其主人的品行。这个研究很有意思,用来检验韩非子的“狗恶酒酸”,至少可以有另外的心得:酒之所以卖不出,未必皆因狗凶恶,店主乃孙二娘之祖也说不定。明朝有人说:“不知其人,观其友。”按这项研究,则可套用为“不知其狗,观其主”了。

　　狗,通常被称为“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因而也是人类饲养率最高的宠物。“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呈现出一种无比温馨的生活意境。尤其乡村的夜晚,狗叫声是“交响乐章”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一两声犬吠,往往会引起“大合唱”。唐朝卢携据此说朝廷里的谏官就像狗,“一狗吠,辄一时有声”。当然,那是对本该仗义执言却是瞻前顾后、唯唯诺诺的人表达的强烈不满。狗和人亲近,故事也就最多,包括笑话。《笑林广记》云,一个耳聋的人探望朋友,“犬见之吠声不绝,其人茫然不觉”。见了主人,不解地说:“府上尊犬,想是昨夜不曾睡来。”主人问何以见得,答曰:那狗“见了小弟,只是打呵欠”。另一位也是有听障的先生在雨中见狗吠不止,叹曰:“此犬犯了火症,枯渴得紧,只管开口接水吃哩。”

　　晋傅玄有《走狗赋》,其中说道:“盖轻迅者莫如鹰,猛捷者莫如虎。惟良犬之禀性,兼二俊之劲武。”对狗赞美有加。按钱钟书先生的说法,后世以走狗为刺词,彼时尚是美称。这种情形就像今天忌讳“龟”字,但古人却取作人名吧。走狗,在傅玄的时代就是猎狗,现在则比喻受人豢养而帮助作恶的人。笔者读中学的时候,课本里有鲁迅批判梁实秋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虽然当时对鲁文不明所以,但也知走狗是骂人很厉害的话。1915年袁世凯要当洪宪皇帝,天津《广智报》就发表了一幅讽刺漫画———《走狗图》:袁世凯头戴冕旒,身披龙衮,垂拱而坐;四方画着四条狗,分别代表主张恢复帝制的筹安会四大将———杨度、胡瑛、孙毓筠和严复。这倒不是漫画作者“恶毒”,而是四大将的“自认”。刘禺生《洪宪纪事诗》云,他们这几个人于中山公园聚会,胡瑛提出一个问题由大家讨论:别人都说我们是走狗,究竟是不是呢?杨度发言:怕人骂者是乡愿,岂能任天下事哉。我等倡助帝制,实行救国,自问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即以“走狗”二字论,我狗也不狗,走也不走的。孙毓筠发言:我不然,意志既定,生死以之,我狗也要狗,走也要走的。严复发言:我折衷其说,狗也不狗,走也要走的。胡瑛则认同孙说。因此,“走狗”言志的说法便传了开来。唐人娄师德唾面自干,以为美事;二者类比,当真是后人不让前人了。

　　明朝魏忠贤权势熏天时先后有80多位大臣投靠他,其中,崔呈秀等文臣“主谋议”,号“五虎”;田尔耕等武臣“主杀戮”,号“五彪”;吏部尚书周应秋等,则号“十狗”;此外,还有“十孩儿”、“四十孙”等。虎、彪、狗等,构成阉党中的骨干,用时人朱长祚的话说,叫做“同心济恶”。国家乌烟瘴气到什么程度?民间“无敢偶语者”,甚至“凡衣冠士庶相见之间,皆缄嘿不敢吐半言,即寒温套语,问讯起居,并忘之矣,唯长揖拱手而已”。“十狗”之流在自身血统上自然没有凶恶的基因,其所以恶,正源于所依附的“主人”。这该是美国那项研究的社会学意义了。这样一件好成果,不知《三联生活周刊》为何要归入“坏消息”。

　　《清稗类钞》载,嘉庆皇帝时在东华门内长街设有“鹰狗处”,供春猎与秋猎时用。有趣的是,管理该处的负责人不叫“处长”,而叫“总统”。养狗的人“皆以世家子弟充之”,且“许其蟒袍纬帽,为执事中品之最高者”。现在回过头去看,用意之一也该是防止狗和人学坏了。朱元璋跟身旁的人说过:“人亦岂能无好?但在好所当好耳。如人主好贤,则在位无不肖之人;好直,则左右无谄佞之士,如此则国无不治。”打个也许并不恰当的比喻,这段话和美国的那项研究成果很有相通之处。(田东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