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奋斗历程，任何人都会感慨万千。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决没有今天的大好局面。而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成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有邓小平哲学思想的指导。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十分丰富，在这里，笔者主要从对改革开放发生深刻影响的三个方面，即作为改革开放理论基础的实事求是、作为改革开放判断标准的实践标准和作为改革开放基本方法的方法体系进行探讨，以期揭示邓小平对改革开放所作出的重大哲学贡献。

一、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

“实事求是”一词，源于东汉班固撰写的《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朝颜师古注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务得事实”是指务必得到客观事物的真实情况，“每求真是”则是指不断追求事物内在的本质和特点。不难看出，实事求是本意是指严谨好学、务求真谛的一种认真的治学态度。毛泽东对“实事求是”作出了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经毛泽东这一番改造之后，“实事求是”就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和范畴。在邓小平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
如果说邓小平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实质的精辟概括，确立“实事求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地位，是其重要的哲学贡献的话，那么他对“实事求是”本身所作的新的展开和拓展，并提出“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的命题，则是其最突出的哲学贡献。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是它的批判性与实践性。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魂，实践性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批判性和实践性的有机统一，而“解放思想”体现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实事求是”体现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所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性和实践性的统一，因此，两者具有密切的联系。其一，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基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邓小平号召人们解放思想，反对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弘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强调“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一个党，一个国家，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要亡党亡国。其二，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基础和目的。解放思想不是脱离实际的空想，而是从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事物内在的规律性，作为我们行动的依据。正如批判性和实践性的关系一样，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内涵是完全一致的。所以，邓小平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
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是什么？说到底就是实事求是。可以这样说，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实质的正确把握，是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前提，而正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和发展，为改革开放提供了巨大的理论支持，只有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改革开放才有可能进入中国政治的视野和中国人的现实生活。

二、实践标准：改革开放的判断标准

改革开放的成功与否靠什么来判断？这就涉及一个判断标准问题。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真理标准十分重视，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把实践标准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提出了生产力标准，进而转化为判断社会综合发展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又落脚到实现人民的利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而转化为人民利益标准。从实践标准到生产力标准到“三个有利于”标准再到人民利益标准，形成了一个判断改革开放成功与否的标准体系，正是通过这样一个标准体系使实践标准从较为抽象的理论形态转变为较为具体的实践形态，使实践标准更具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标准的深化创新。
1．实践标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践标准，邓小平给予了高度认同，一再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检验一切思想、理论包括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并针对“两个凡是”发动和支持了轰轰烈烈的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通过讨论得以重新确立了实践标准。实践标准的重新确立是对文革的批判总结，打破了一直以来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条主义僵化理解，为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以后提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做好了理论上的准备。但如果就此打止，应该说对实践标准的创新是很有限的，因为实践标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众所周知的观点和原理。邓小平对实践标准的深化创新，在于他重新确立实践标准后又着重探讨了实践标准的现实表现形式，提出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人民利益标准，建立了一个真理标准体系，从而深化了对实践标准的认识，进一步增强了实践标准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2．生产力标准是实践标准的具体形式
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明确提出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检验社会发展的标准。邓小平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同落后的社会主义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也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又必须变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体制，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生产力标准是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为依据并经受实践检验的理论总结，它是对实践标准的科学运用。生产力标准的提出意味着实践标准在邓小平的思想中得到了继承和升华，实现了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在本质上的统一。实践标准是生产力标准的前提和基础，生产力标准本身就决定了它的实践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生动的实践过程，坚持生产力标准，也就从根本上坚持了实践标准。
3．“三个有利于”标准是生产力标准的全面展开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进一步把生产力标准加以补充和具体化，明确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的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显然，“三个有利于”是对生产力标准的丰富和深化，是对生产力标准的全面展开。
“三个有利于”标准在继续坚持并包含了生产力标准的同时，增加了“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实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两项目的性内容。这两项增加的内容并不是毫不相关的，恰恰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展开和深化。这种展开和深化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三个有利于”标准中，发展生产力是基础，是根本途径，增强综合国力是直接目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归宿。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力发展在国家和人民两个方面的必然体现。我们是在社会主义的大前提下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强调生产力标准的目的是为了从根本上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从而正确解决了坚持生产力标准和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它又把生产力标准同人民利益统一起来，也就是说我们是在符合人民利益的前提下发展生产力的，是在给人民更多的物质利益基础上来坚持生产力标准的，这就解决了坚持生产力标准与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的关系问题。可见，“三个有利于”标准检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成败较之于生产力标准更明确、更具体、更易操作。“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使生产力标准进一步变成具体的实践形态，这不仅反映了邓小平在实践中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一贯性和理论上的坚定性、彻底性，而且体现了生产力标准是判断改革开放实践的核心和基石。可以这样说，“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对生产力标准的补充和发展，是判断改革开放是非得失的基本标准。
4．人民利益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最终体现
邓小平关于人民利益标准的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强调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在于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我们为什么要把发展生产力当作压倒一切的根本任务？因为它代表了人民的最高利益。邓小平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二是人民利益不仅是我们想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且也是衡量我们一切工作得失成败的最高、最大的是非标准。邓小平总是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压倒一切”的根本标准；三是共同富裕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根本原则。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根本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们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是共同富裕还是两极分化，这是是否真正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之一，也是衡量改革成败的首要标准，只有始终坚持人民利益标准，改革开放才不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 {Ky:PAGE}
在邓小平的哲学思想中，实践标准属认识论范畴，是思想前提和科学基础，其任务是为社会主义理论认识确定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生产力标准属历史观范畴，是核心和主旋律，其任务是寻求社会主义理论认识的突破创新；“三个有利于”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则主要属价值论范畴，是落脚点和归宿，其任务是寻求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的外化和具体化，为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确立一个具有直接现实性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是非标准。邓小平在思想路线上坚持实践标准，在社会发展实践中突出生产力标准，全面贯彻“三个有利于”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实现了真理标准的领域跨越，形成了从认识论到历史观再到价值观这样一个逐步深化、不断展开的完整的真理标准体系。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之间，在理论上有一种层层深入的必然联系，在实践上更充分地体现着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据、性质、目标、前途的深刻理解和自觉把握。三十年来，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始终坚持四者的辩证统一，极大地推动了思想解放的深入，极大地推进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特别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更是从本质上体现了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四者的有机统一，反映了我们党在理论与实践上的进一步成熟。

三、方法体系：改革开放的基本方法

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出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邓小平的哲学思想不仅告诉我们客观世界“是怎样”的，而且更侧重于给我们指出了“怎样做”的方法。当邓小平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分析和解决改革开放中的问题时，就将深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转化为行之有效的促进改革开放的方法，并通过自己新的理解、新的创造、新的语言给予符合中国民族形式的通俗表达，从而在继毛泽东哲学方法论体系后再次全面构建了一个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相一致，并具有中国特色和魅力的哲学方法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不断推进和改革开放的顺利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
邓小平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表现在实际工作中，就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受条条框框的束缚，尊重客观事实，按照客观世界的本来面目反映世界，不附加任何外来成分，思想呈最大的开放状态。因此，邓小平要求在实际工作中，“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按客观规律办事”；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更新观念换脑筋；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邓小平看来，“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是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也是邓小平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作出的每一重大决策，都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革命胆略和科学精神相统一的思想路线和根本方法。
2．具体分析、全面运筹的辩证方法
邓小平非常精通并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毛泽东曾多次赞誉邓小平善于照辩证法办事。在邓小平看来，老老实实地照辩证法办事，就要“用脑筋来对待新事物”，具体地、全面地分析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内外矛盾；就要“恰如其分”地指导和开展工作；就要“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就要通过运用中介方法，“使得过渡比较顺利”。其中矛盾分析方法是其辩证方法的核心。邓小平在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上，更注重矛盾同一性的作用，强调让对立面相互结合，创造一种“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的办法：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上，更注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强调“走自己的路”，创造了特色方法；在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上，要求“小道理服从大道理”，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开展工作；在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关系上，倡导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的方法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法。同时，邓小平还吸收现代系统论来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强调用系统分析方法把事物置于更大的宏观背景和复杂矛盾关系中，从事物整体出发来分析和把握事物，从而统观全局，整体运筹，使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协调发展；指出“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要从一元思维走向多元思维；要善于优化，“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突出优化方法的作用。
3．抓住时机、大胆试验的实践方法
邓小平特别重视实践的方法和视角，一贯主张“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大胆地干，同时“胆子要大，步子要稳”，从而不断地在开创社会主义新事业中进行实践探索；强调“坚决试验”，坚持用实践来检验是非得失，“不搞争论”，反对坐而论道，认为“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要求“走一步，看一步”，重视实践反馈，依据实践本身的结果及时对实践活动进行调控。邓小平的实践方法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实践过程中“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冒点风险不怕”，以获得最大的成果与创造。邓小平这种崇尚实干，尊重实践，行动果断，处事快捷的实践方法，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特别强调在实践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并对毛泽东创造的群众路线作了创造性发挥。他遵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高度重视和热情支持改革开放中群众的创造，认真总结和积极推广群众的经验，善于从群众的发明中提出方针政策作为全国的指导；主张党要为群众“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一切工作都必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阐明了教育、引导群众的方法；强调无论到了什么时候，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变，为人民办实事的原则不能变，虚心向群众学习，甘当群众小学生的态度不能变，依靠人民的力量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能变。
4．尊重群众、走群众路线的群众方法
美国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知名学者斯图尔特·施拉姆教授认为，毛泽东贯穿于领导者与群众的各种关系的核心概念是群众路线，而“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把中国的共产主义同苏联区分开来”，甚至“毛的领导方式与列宁的领导方式，以及他们所领导的革命之间仍存在极大的不同。”确实毛泽东非常尊重群众，一再强调要走群众路线，他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指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这一基本的领导方法，对于任何领导机关和领导者来说，在实际工作中都是适用的。邓小平继承并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方法，特别是在时刻关注群众利益、通过改革政治体制保证党密切联系群众方面，丰富发展了这一方法。他遵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高度重视和热情支持改革开放中群众的创造，认真总结和积极推广群众的经验，善于从群众的发明中提出方针政策作为全国的指导；主张党要为群众“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一切工作都必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要善于教育和引导群众；强调无论到了什么时候，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变，为人民办实事的原则不能变，虚心向群众学习，甘当群众小学生的态度不能变，依靠人民的力量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能变，并把群众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拥护不拥护、满意不满意，作为决策的出发点及落脚点。
5．注重实际、讲求实效的价值方法
主张办事要“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反对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关注价值问题对人们活动的影响，注重实效，注重人民的功利，是邓小平价值方法的最大特点。早在60年代，邓小平曾就如何评价农村出现的包产到户的经济形式，提出了著名的“猫论”——不管白猫、黑猫，只要能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他说：“在农业生产中，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一句话，“这个办法，那个办法，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就是好办法”，这就是邓小平用效益判断价值的哲学，也是邓小平著名的价值方法。这种价值方法运用在对待经典理论问题上，就强调“学马列要精要管用”；运用在价值目标的设置上，提出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要“分三步走”，分层设立具体目标，逐步实现大目标；运用在价值选择上，强调要讲究实际，注重实效和结果，反对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运用在价值评价上，坚持以人民为主体的评价思路，特别是创造性地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是非得失的评价准绳；运用在价值实现问题上，则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中国一定要振兴、富强起来。
不难看出，邓小平哲学方法体系的内在结构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结构基本一致。其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是唯物主义原理的具体运用；具体分析、全面运筹的辩证方法是辩证法原理的具体运用；抓住时机、大胆试验的实践方法是认识论原理的具体运用；尊重群众、走群众路线的群众方法是唯物史观原理的具体运用；注意实际、讲求实效的评价方法则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具体运用。邓小平的其他一系列具体方法都包含在这五个方法中，都能从这五个方法中逻辑地引申出来。毛泽东曾经说过，任务是过河，方法就是“桥和船”，邓小平的哲学方法体系，严格地说就是如何进行改革开放的方法要求，就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桥和船”。三十年来，我们正是严格按照邓小平的方法论要求办事，改革开放才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