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大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努力践行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的原则，在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如何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仍然是今后改革开放中必须认真思考的课题。中国传统的纳谏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和决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纳谏对历史上正确决策曾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深入研究中国传统的纳谏思想，对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传统纳谏思想的主要内容

1何谓“纳谏”。“谏”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进言方式，意为规劝（君主、尊长或朋友），使之改正错误。“纳谏”是指受谏者接受规劝。与“纳谏”有关的概念还有“求谏”，即请求或征求意见。与“纳谏”相反的概念是“拒谏”，即拒绝接受规劝，坚持错误不改。从现代意义上讲，“谏”相当于提出批评意见或建议，“纳谏”则是指接受批评或采纳建议。
2为何“纳谏”。中国古人高度重视“纳谏”，主要是基于如下几点考虑：第一，从历史的反面教训中深刻体认“纳谏”的极端重要性。中国古代不少君主善于从历史上拒谏导致失败的反面教训中汲取经验，从而深刻认识到“纳谏”的重要意义。唐太宗李世民总结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就是隋文帝、隋炀帝父子拒谏饰非。他批评隋文帝“事皆自决，不任群臣。群臣既知主意，唯取决受成，虽有愆违，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也”（《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三卷1934页）。当魏征批评隋炀帝恃才傲物刚愎自用导致覆亡而不自知时，唐太宗说：“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资治通鉴》1925页）唐太宗还以秦二世﹑梁武帝等人偏信谗言不纳谏诤而导致失败为鉴，认识到“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道理，领悟到君主拒谏的危害性。唐太宗由此深刻认识到，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就必须虚心求谏纳谏。第二，从个人能力的局限性认识“纳谏”的必要性。古代君主居于最高决策者的位置，君主如何决策，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所谓“乾刚独断”，独自决策。另一种是集思广益，集体决策。由于个人能力的局限性，独自决策往往力不从心多有失误。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因而主张在决策之前广纳谏言，实行一定范围的集体决策。唐太宗对君主个人能力的局限性认识尤为清楚。唐太宗从小就喜欢弓箭，收藏了十多张良弓，自以为是质量最好的。后来给做弓的人看，说都不是良材。问其原因，回答是木心不直，则脉理皆不正，弓虽劲而发矢不直。这才明白以前辨之未精。唐太宗由此认识到“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二卷1918页）正是由于他对个人能力的局限性认识比较深刻，所以能广开言路，广纳谏诤。第三，从强烈的忧患意识中认识“纳谏”的重要性。中国古代不少君主都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害怕因自己的失误而导致国破家亡、身败名裂。为了避免这种悲惨的命运，他们都比较注重“纳谏”。唐太宗在通过一个时期的努力而实现天下大治时，时刻提醒自己，要居安思危，纳谏不懈。贞观五年，他对身边的大臣们说：“今中国幸安，四夷俱服，诚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惧不终，故欲数闻谏争也。”（《资治通鉴》1938页）贞观十五年，他对大臣说：“朕二喜一惧。比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北虏久服，边鄙无虑，二喜也。治安则骄侈易生，骄侈则危亡立至，此一惧也。”（《资治通鉴》第1966页）因此，他要求大臣们不惜苦谏，以补自己的不足。第四，从谦虚的美德中认识“纳谏”的重要性。中国古代经典《道德经》中说：“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夸，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又说：“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夸者无功，自矜者不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纳谏正是谦虚的表现，而拒谏则是骄傲的表现。中国古代不少统治者都知道这一点，其中尤以唐太宗理解最透彻。有一次，他问大臣孔颖达，《论语》“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是什么意思。孔颖达在解释了这段话的含义后，说了这样一段话：“非独匹夫如是，帝王亦然。帝王若炫耀聪明，以才陵人，饰非拒谏，则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唐太宗听了对此大加赞赏，深以为然。第五，从“纳谏”的纠错改过功能中认识“纳谏”的重要性。“纳谏”的主要功能就是帮助改正错误，避免决策失误。因此，中国古代不少决策者为了防止失误，都十分注重“纳谏”。如唐太宗一生重用敢于直谏的魏征，主要是因为魏征能随时纠正他的错误。他曾说：“征箴规朕失，不可一日离左右”。他表彰魏征说：“贞观以来，绳愆纠谬，魏征之功也”。正因为魏征的功劳大，所以在他去世后，唐太宗十分惋惜，说了一段著名的话：“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资治通鉴》1971页）
3如何“纳谏”。中国古代统治者纳谏的方法很多，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主动求谏，广开言路。中国古代不少统治者都注意求谏，唐太宗在求谏上尤其出色。一是始终如一，求谏不懈。唐太宗在位二十多年，一生都坚持主动求谏，这是他人难以做到的。贞观初，唐太宗“厉精求治，数引魏征入卧内，访以得失，征知无不言，上皆欣然嘉纳”。这种主动求谏的精神一直坚持到他执政的后期。如贞观十八年，他对长孙无忌等人说，人苦不自知其过，你们可为我明言之。由此可见唐太宗坚持不懈的求谏精神。二是求谏态度极为诚恳。由于唐太宗深知拒谏饰非的危害，因此求谏态度极为诚恳。他经常不厌其烦地向大臣们宣传，隋炀帝“护己之短”而大臣们又不肯或不敢进谏，以致最后酿成亡国之祸。因此，请求大臣们直言极谏。为了克服大臣们害怕进谏触怒皇帝的心理，唐太宗在求谏时有意识地“假以辞色”，即尽量使自己态度温和，并鼓励大臣进谏。他深知“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犯白刃”无异，因而特别向群臣保证说：“朕今开怀抱，纳谏诤。君等无劳怖惧，遂不极言”。唐太宗这种诚恳求谏的态度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难能可贵的。三是广开言路，广纳谏诤。同齐威王一样，唐太宗采纳魏征“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建议，广开言路。他求谏的对象，并不仅限于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人，而是包括大量的政府官吏和有识之士，甚至长孙皇后都曾多次向他提出过建议和批评意见。由于唐太宗主动求谏，广开言路，致使当时上下沟通渠道畅通，从而避免了大量失误，史称不讳之朝。第二，闻过即改，从谏如流。纳谏的主要表现是在行动上知错即改。中国古代不少君主都能不同程度地在行动上纳谏，特别是唐太宗做得最出色，史称唐太宗“从谏如流”。只要进谏者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他就立即欣然采纳，马上付诸实施。如魏征一生进谏二百多次，绝大部分都被他采纳。难能可贵的是，即使进谏者触犯到他的尊严和利益时，只要进谏者说得有理，他也能忍痛割爱，欣然采纳。如他听从谏言，多次出美女，止游猎，息营建，树立了“从谏如流”的开明君主形象。第三，重用谏臣，奖励谏诤。一是重用直言敢谏之士。中国古代不少君主都注意重用谏臣。如秦始皇因李斯上《谏逐客书》而用以为相，最终削平六国，统一天下。但重用谏臣，做得最好的还是唐太宗。他重用魏征，这是流传至今的有名故事。魏征由于直言敢谏，被他提拔重用，并且一生始终不离唐太宗左右，最终官居一品。由于直谏有功，唐太宗不仅经常口头表扬，而且给予赏赐。中国历史上要论谏臣的地位之高，除了魏征恐怕再也没有第二人。唐太宗还提拔了大量敢于进谏的人士为官。如马周，本来是武官何武的门客，因代替何武上书而被唐太宗发现，立即受到召见并授以官职，后来又得到不断晋升。唐太宗在总结自己成功的经验时说，他所以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重用谏臣。他说：“自古帝王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阼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资治通鉴》第1991页）。二是奖励谏诤。为了鼓励进谏，古代不少君主都对进谏者采取奖励政策。战国时期齐威王就曾悬赏求谏：“群臣吏民，能面剌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赏令一出，群臣进谏，门庭若市，齐国因此大治，“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唐太宗对进谏者的奖励力度之大，为中国古代历史所仅见。他不仅经常进行口头或书面表彰，而且给予众多的物质奖励，包括书籍、佩刀、金器、钱币、绢帛、马匹、住宅等等。贞观十七年，高季辅进谏，唐太宗特赐名贵药材钟乳一剂，并说：你进药石之言，故以药石相报。由于鼓励进谏，所以唐太宗在位期间，大臣们都乐意进谏，创造了“君明臣直”的和谐景象。第四，建立机构，制度保证。一是建立专职谏议机构。在中国古代，先秦没有专门的谏议机构和专职谏官，这种机构和官员的设置始自魏晋时期。唐太宗设立了组织严密的谏议机构，任用一大批直言敢谏之士为专职谏官，专门负责纠正皇帝和大臣在处理军政大事时出现的失误。二是设立谏议制度。如谏官监督决策制度。唐太宗除了让魏征随时在自己身边监督外，还规定“宰相入内平章国事，必使谏官随入”，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匡正失误。如官员签署意见制度。唐太宗认为，政以一人之依违，实为“亡国之政”。因此，特别作出规定：“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由于每项决策都经多人把关，由是鲜有败事。唐太宗非常重视死刑判决，规定对“大辟”(死刑)的判决必须三覆五奏，就是要反复审查多次，以防止杀错人。由于有了制度保证，就使纳谏成为一项强制性的程序，从而避免了决策中的随意性造成的失误。

二、中国传统纳谏思想对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的启示

1虚心“纳谏”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第一，虚心“纳谏”是实现我们党的宗旨的体现。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实现这一宗旨，就要虚心接受人民群众的批评意见，努力减少工作中的失误。毛泽东同志在《为人民服务》这篇光辉著作中，曾经指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1005页）由此可见，为了实现党的宗旨，我们党历来就有虚心接受批评的优良传统。第二，虚心“纳谏”是我们党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的体现。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虚心“纳谏”正是我们党的这一优良作风的体现。我们党长期坚持和发扬这一优良作风，不断地纠正和克服工作中的失误，确保了我们的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第三，虚心“纳谏”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注重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实事求是就是为了求得真理，而调查研究是求得真理的重要方法。虚心“求谏”“纳谏”是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重要环节，通过“求谏”“纳谏”可以发现工作和决策中的失误，达到了解真相求得真理的目的。第四，虚心“纳谏”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体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要求。通过虚心“纳谏”可以倾听群众的呼声，因而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体现。
2虚心“纳谏”是我国三十年改革科学决策的重要经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与我们党和国家讲求科学决策以及虚心“纳谏”是分不开的。第一，改革开放伟大决策的提出与我们党虚心“纳谏”是分不开的。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功绩，就是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做出这一重大决策，是我们党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毅然决然采纳党内外正确意见的结果。通过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我们党否定了“两个凡是”，重新恢复和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否定僵化的封闭的传统经济体制，决定实行改革开放，建立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制。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我们党虚心“纳谏”的精神，没有我们党敢于坚持真理、勇于纠正错误的精神，就没有改革开放重大决策的出台。第二，改革开放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出台与我们党虚心“纳谏”的精神是分不开的。如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就与虚心采纳农民的意见分不开。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明权是农民的。又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除了邓小平同志的重大贡献和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外，也与采纳党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的科学研究成果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分不开；再如党的一系列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的出台，就与虚心听取若干专家学者的意见，认真倾听农村广大干部群众的呼声分不开，等等。总之，只要我们认真审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国家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就可以看到，虚心“纳谏”，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以集中群众的智慧，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是我们党在改革决策中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正是有了这种虚心“纳谏”的精神，我们就能在改革决策中减少失误，确保科学决策。
3增强“纳谏”意识是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的现实需要。一是从决策科学性的内涵来看，“纳谏”是提高决策科学性的一个必要环节。决策的科学性是指：决策是一门科学，决策必须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这就要求决策的过程要科学，决策的内容要科学，决策的实施要科学。在这三个环节中，决策都要努力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而“纳谏”在这三个环节中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决策过程中，“纳谏”具有提供决策信息、发现问题或错误、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等功能；从决策内容来看，“纳谏”能弥补决策内容的缺陷，使决策内容更接近客观规律；从决策实施来看，“纳谏”能及时发现决策实施中的失误，促使决策正确实施。由此可见，“纳谏”是确保决策科学性的重要环节。二是从改革决策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的角度看，“纳谏”是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的重要环节。改革进入关键时期和攻关阶段后，改革决策面对的问题更复杂，任务更艰巨。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改革决策，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这就要求改革决策者具有更强的“求谏”“纳谏”意识，使改革决策更加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更加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否则，就会使决策陷入主观主义的错误，容易造成决策失误。三是从纠正改革决策失误的角度来看，虚心“纳谏”也是提高改革决策科学性的一个必要环节。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与改革科学决策是分不开的。我们的绝大部分改革决策都是科学的正确的。但无庸讳言，也有极少部分改革决策出现了程度不等的失误。为了科学总结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验，认真吸取极少数决策失误的教训，虚心“纳谏”就显得十分必要。还要看到，我们在今后的改革决策中，也要注意努力防止决策失误的问题。为了防止决策失误，进一步提高“纳谏”意识就十分必要。

三、关于在改革决策中广开言路的建议

1着力提高“求谏”“纳谏”意识。一是要站在改革大业兴衰成败的高度，充分认识改革决策中“求谏”、“纳谏”的意义。历史经验反复证明，“求谏”“纳谏”必然导致成功，拒谏饰非必然导致失败，这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要以对改革大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在改革决策中虚心“求谏”“纳谏”。二是要以清醒的头脑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和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正确对待“诤言”。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全国各族人民对此是有目共睹的，因此热情讴歌改革，赞扬改革，这是完全应当的，值得充分肯定的。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们现在也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一部分人对此有意见，如我们常说的“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有些人对某些具体的改革措施也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这是完全正常的，改革决策部门要以开放的心态去倾听这些声音。对于批评意见，说得有道理的，可以作为改革决策的基础;说得不是很到位的，也不要作过多的辩解。只有以开放的心态对待“诤言”，才能畅通言路，人民群众才会乐于“进谏”，积极为改革开放建言建策。
2建立健全“纳谏”制度。一是建立专职“谏议”机构，以监督改革决策。应当说，我们现在对改革决策进行监督的机构还是很多的，包括党、政、人大、政协等机构，但对改革决策进行专门监督的机构还没有。因此，有必要设立专职的“谏议”机构，随时对改革决策中的失误进行纠正。要把一大批敢于说直话说真话的人纳入到专职“谏议”机构中，建立一支高质量的“谏议”队伍。二是要建立签署意见制度。对每一项改革决策，要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见和建议，并以书面形式签署个人意见，觉得有问题的，要及时指出。通过这一制度，力求使每一项决策尽量接近正确和完善。
3加大对“谏言”的采用力度。要以“从谏如流”的态度，加大对改革决策中“谏言”采用的力度。对有真知灼见的“谏言”，在改革决策中要给予充分考虑，积极采纳。如果口头上说好，实际上不采纳，这不是真正的“纳谏”，而是拒谏。“进谏”者最大的愿望是自己的意见得到采纳，如果正确的意见得不到采纳，就会影响“进谏”者的积极性。长此以往，就没有人愿意“进谏”了，这对改革决策是极其不利的。因此，重要的是在行动上“纳谏”。
4对“进谏”者实行奖励政策。一是对敢于直谏者要提拔重用。要对改革决策中敢于说真话说直话的人士重用，特别是对被实践证明对改革决策作出重大贡献的直言敢谏之士，要大力提拔重用。二是要对做出贡献的“进谏”者进行奖励。要对改革决策中做出贡献的“进谏”者进行精神和物质奖励，以鼓励更多的人为改革开放献计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