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史，实际上也是一部高潮迭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创新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突出地体现为理论创新的八大“辩证法则”。科学总结和正确把握理论创新的辩证法则，对于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境界，对于展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前景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既坚持“老祖宗”，又发展“老祖宗”，在与时俱进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坚持“老祖宗”，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发展“老祖宗”，就是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辩证法就是：既不能不讲“老祖宗”，又不能只讲“老祖宗”；既不能丢“老祖宗”，又要敢于“讲新话”。
1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所以要“坚持”
马克思主义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不容置疑的逻辑正确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为人类进步、社会发展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可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革命，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国。因此，“老祖宗”不能丢。
2马克思主义不是终极真理，所以要“发展”
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要有一个科学的分析。一方面，它是外国的，是在欧洲的社会环境中产生的，更多地是揭示了欧洲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另一方面，它是以前的，是在19世纪中后期和20世纪初期产生和发展的，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正因为“老祖宗”是外国的，是以前的，就不能把它根据外国和当时的实际得出的全部结论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不能把它当作万应药方，必须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变成中国自己的东西。具体来说，毛泽东所处的国度的国情、所要解答的问题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所处的时代、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同于前人。所以决不能要求前人“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
3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
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既要“照着讲”，又要“接着讲”。“照着讲”是坚持，就是不能丢老祖宗；“接着讲”是发展，就是老祖宗不能丢，又不能只靠老祖宗吃饭，要讲新话，要在新的实践中谱写新的理论篇章。“坚持”和“发展”是一体两面，不可将它们割裂开来。发展以坚持为前提，坚持以发展为条件；坚持中蕴含着发展，发展中蕴含着坚持，两者紧密结合起来，我们的理论才能既保持正确的方向，又始终充满青春的活力。

二、既反对“马教条”，又反对“洋教条”，在排除干扰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教条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根本对立，不从根本上反对教条主义，就不可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当前，在意识形态领域要反对两种教条主义：既要反对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又要反对迷信西方思想理论的教条主义，抵御西方腐朽思想文化和价值观的侵袭。
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简称“马教条”，就是空谈坚持马克思主义，不懂得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应当根据新的实践进行理论创新，以新的经验和新的结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持这种教条主义态度的人，不是将马克思主义当作实践的指南，而是视同宗教的信条；不了解马克思主义要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只有同各国各时期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巨大的指导作用；对于已经被实践证明为不符合中国人民现实需要的、过时的或者附加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主张，采取盲目维护的态度。
迷信西方思想理论的教条主义，简称“洋教条”，就是把西方发达国家反映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理论、政策主张奉作圭臬，或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或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认为只有西方的思想理论才能指导中国的社会变革，解决中国的问题，不加分析地照抄照搬西方的经济学说、政治学说、思想文化理念和价值观。近年来，“洋教条”有某种抬头的趋势，有些所谓的“主流公共知识分子”、“主流经济学家”总是把西方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奉为普适性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趋向、制度模式、政策楷模和最佳道路，宣扬“私有财产神话”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美国和瑞典基于私人垄断利益的畸形民主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等。这些“洋教条”的危害与“马教条”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管是“马教条”，还是“洋教条”，都是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大敌，都会从不同的方面削弱和危害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来说，既可能导致“左”的机会主义，也可能导致“右”的机会主义。而迷信西方思想理论特别是资产阶级思想理论的教条主义，主要是从右的方面危害社会主义事业，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全盘西化的错误倾向。
事实充分说明：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既反对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也反对迷信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理论的教条主义，在排除各种干扰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三、既忠于文本，又直面现实，以“问题”为中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宝库，返本，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可逾越的基础环节。试图离开对文本的研读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创新，往往会“雾失楼台”而“弃祖背宗”。返本，但不可迷本；返本的目的是为了开新。深入地研究和把握“文本”，同时直面重大的社会现实，关照大众的日常生活，准确地捕捉和回答时代性的问题，在“文本”与现实的沟通中，以现实的问题为中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回到文本”就是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初理论语境，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基础上，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原理，哪些是必须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发展的理论；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有机统一，从而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教条式理解和错误附加中解放出来。
“直面现实”是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以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为中心，在实践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理论之树是高大、魁伟的，但必须有赖以矗立的根基和土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源自“问题”的理论，围绕“问题”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准确捕捉和回答时代性“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根本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史集中表现为问题史，离开“现实问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变成了书斋之中的独白，世界之外的遐想，就必然失去生存的土壤，成为人民大众的“玄学”。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强调应以现实问题为中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十六大以来，随着全球性问题的迅速蔓延，“如何发展”的问题凸显出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亟待解答的现实问题是：“发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和“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对上述问题的科学回答就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可见，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每一次重大发展和创新都是与中国的现实问题紧密联系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直面中国“问题”的理论产物。

三、既强调“立”，又敢于“破”，在破立结合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立”，就是创立新说。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难免会发生新旧观点的分歧、对立和冲撞，难免会出现一些真理性的“新说”被当作是“异端”，因而经常被扣上修正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比如，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江泽民关于两个先锋队的思想和社会新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可以入党的思想等，都曾被所谓的“正统”视作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可见，创立一种新的理论、学说、观点在很多时候是需要一定的理论勇气的。
“破”，就是突破陈规。就是要破除已经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使主观与客观相符合，使思想与实际相一致。在现实生活中，有些错误的理论、学说、观点常常以革命的面貌、正统的身份出现的，因而，破除一种旧的理论、学说、观点在很多时候也是需要一定的理论勇气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做出的个别结论和具体论断，其中有些在当时是正确的，现在也仍然符合实际；有些当时是正确的，现在因为条件发生了变化而过时了；有些则在当时就有程度不同的错误。因此，对于已经被实践证明是错的或不合时宜的个别结论和具体论断要敢于“破”，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自我超越中与时俱进，永褒生机与活力。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伟大实践说明，我们党既强调创立新说，又敢于突破陈规，在破立结合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试想，如果没有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观念，就不可能有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如果没有破除“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就不可能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如果没有破除“苏联模式”的桎梏，就不可能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果没有破除平均主义的思想观念，就不可能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而带动越来越多的人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如果没有破除“计划等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等于资本主义”的观念，就不可能有亿万人民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如果没有破除凡事都要问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陈旧思维定式，就不可能有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和社会的发展……今后，要继续做到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五、既依靠精英，又依靠大众，在强大合力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体究竟是谁，是党的领袖、政治家，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学者，抑或是人民大众？一直以来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要是党的领袖的事情，有人认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首先应该是理论家、学者们的事情，也有人认为人民群众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真正主体。我们认为，这之间是不矛盾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既要依靠精英（包括党的领袖、理论家、学者），又要依靠群众，只有在主体的充分互动所形成的强大合力中才能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绝非少数精英躲在象牙塔里的冥思苦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理论也绝非孤高独耸的飞来奇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既是党的领袖的使命，又是广大理论工作者的职责，还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活动中，精英的作用举足轻重。但是，若离开人民群众创造社会精神财富的伟大作用的发挥，精英的作用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只木。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不尽源泉；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肩负着传播、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双重历史重任；党的领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作用特别重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如果仅仅停留于精英和学术阶层，最终必然会蜕化为一种政治的说教或学院派的话语，失去指导生活、掌握大众的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只有走进大众才能生存，依靠大众才能发展。人民群众的创造、理论工作者的研究、领袖人物的杰出作用，这三个方面“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辩证运动，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区别于其他一切理论创新的突出特点。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每一次重大创新既离不开精英的力量，也离不开大众的智慧。一些新的理论观点学说，都是来自基层的经验，来自试点地区的智慧，来自人民群众的创造。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非常善于概括人民群众的新鲜经验，并将之上升为理论来指导实践。无论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还是80年代中期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增强国有企业活力为主要内容的城市改革，抑或是90年代展开的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全面改革，都无不是邓小平适时概括人民群众创造性实践经验，并上升到理性高度的结果。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1992年7月，邓小平在审阅党的十四大报告送审稿时又说：“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报告讲我的功绩，一定要放在集体领导范围内，绝不是一个人的脑筋就可以钻出什么新东西来，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这两段精辟论述，体现了邓小平十分重视概括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和创造，十分注重从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实践经验中捕捉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契机，从而在广泛而坚实的群众实践基础上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一定要切实把人民群众的创造、理论工作者的研究与领袖的杰出作用有机地统一起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强大合力，不断地以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六、既坚持古为今用，又坚持洋为中用，在批判借鉴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这块土壤里生根、开花和结果，就必然要求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同时也离不开对西方文化及其现当代发展的积极成果的吸收。因此，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一个永恒主题。我们的基本原则和一贯做法就是：既坚持古为今用，又坚持洋为中用，在批判借鉴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古为今用”就是要批判地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成分。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而“中国具体实际”除了包括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以外，还有一个思想文化的实际，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心理的实际，一个伟大民族传统文化的实际——也就是说，包括在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起作用的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得到发展，就不能忽视传统文化的实际。但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这两种异质文化如何结合呢？这就是要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鉴别和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合理性的精华，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更多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量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成分和积极内容。比如，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传统的“革故鼎新”、“通变救弊”，升华为全面改革的理论；将传统的民本思想，光大为人民为主体的价值观；将传统的“正德厚生”、“贵义尚利”，拓展为“两个文明一起抓”。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提升和改造了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使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十六大以来的理论创新成果也批判地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内容，比如，科学发展观所体现的“人本”理念，和谐社会理论中所体现的“和谐”理念，均乃中华文明延绵不断的根脉。当然，“古为今用”不是“儒家化”，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但不是将马克思主义儒家化甚至封建化。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实质上仍然是封建主义性质的文化，除了具有某些片面的、局部的合理性之外，从总体上来说，仍是落后的文化。
“洋为中用”就是要批判地借鉴西方文化中的合理成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开放的理论体系，应向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开放，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优势和长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应该也不可能排斥外来文化。我们要以宽广的眼界和博大的胸怀，顺应世界文化发展的大势，批判地吸收和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博采众长，使其熔铸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中，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仅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而且适应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党始终紧扣时代发展脉搏，重视研究和吸取西方科学文化成果、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合理成分和理论养料，从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比如，科学发展观所强调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借鉴了西方的发展理念。和谐社会理论中的“和谐”理念并不只存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和谐思想在西方文化发展史上同样占有重要地位。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最早把“和谐”作为哲学的根本范畴，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把“和谐”理念引入政治和社会领域，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圣西门、傅立叶把他们设计的理想制度称为“和谐制度”，这些都构成了和谐社会理论的思想渊源。当然，“洋为中用”不是“西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向西方文化开放，但必须坚守自己的原则和立场：这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研究西方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