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末，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JosephS．NyeJr．)在高度关注美国在国际领域实际力量得到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发现美国整体实力中软、硬实力不对称给美国造成的危害，于是从战略的高度率先提出软实力的概念。这给世界各国在国际竞争中注入了新的战略思维，也成为了新一轮竞争的焦点。
党的十七大从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反映人民新期待、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高度出发，作出了“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大战略决策，给各个地区赋予了新的历史使命。湖南、湖北将在这新一轮全面竞争中肩负起双重责任，一是湖南、湖北软实力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客观上迫使湖南、湖北不辱使命；二是湖南、湖北面对国家新一轮改革的战略布局，肩负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以下简称“两型综改区”)建设的历史重任，主观上必须作出现实选择。

一、软实力的战略内涵

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是通过吸引别人而不是强制他们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的能力”。他明确指出软实力的三种主要资源和构成要素：文化、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
美国学者尼古拉斯·欧为那认为：“军事以外的影响力都是软实力，包括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文化的感召力等。”
美籍华裔学者、香港中文大学刘遵义认为：“软实力是通过道义上的主导去赢得朋友，影响他人的一种能力。”
上海社科院左学金认为：“软实力是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国防力量等硬实力而言的，是指一国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影响自身发展潜力和国际感召力的因素。”
还有学者认为，软实力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认同力、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基本路线和发展战略的执行力、国民的凝聚力、民族的创造力、文化的感召力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
上述观点是学者们根据国家特定的发展历史阶段、现状和需求，从不同的侧面对“国家软实力”的界定，是一个特定的概念，属于国际关系层面的范畴，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概念。
随着人们对软实力研究的不断深入，其内涵也从特定性向一般意义拓展。如，王树林教授认为：“软实力是指硬实力以外的所有非物质力量。”
笔者认为，不管从特定性，还是一般性来理解软实力，必须准确把握如下几点要义：
第一，实力是指行为主体求生存、求发展的能力，不能支撑行为主体求生存、求发展的力量不是实力。如，精神枷锁、专制压迫就不能称之为软实力，伪劣产品成堆就不能称之为硬实力。
第二，软实力并非虚无，而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实力。软实力与硬实力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同一行为主体实力所表现出来的两种不同的形态，发挥着不同的作用。硬实力是一种物质形态的实力，软实力是一种非物质形态的实力。软实力不仅包括纯精神性实力，也包含人类创造的物质成果所彰显出来的非物质性实力。硬实力是软实力的有形载体，软实力是硬实力的无形延伸，双方相互依存、相互包含、相互转化。
第三，软实力不是一个自然生成过程，而是一个实践生成过程。离开人的活动主体谈软实力是没有意义的，就象人们说某一自然物体具有软实力是说不通的。实践生成就是一个软实力内生性与外生性的辨证统一过程，内生性更多注重软实力资源的生成和凝聚力的提升，外生性更多注重软实力资源的运用和影响力的提升。两者之间相互依赖，相互转化。
第四，软实力是通过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得以实现，离开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谈软实力是没有价值的。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越密切，软实力的作用越凸现，这正是说明软实力概念为什么诞生于当今全球化时代，并显得如此重要的根本原因。因此，软实力只有放到关系层面来研究，才有其战略意义。从这一点来讲，人们就能充分理解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的战略性和合理性。
第五，软实力资源并不等于软实力，只有当软实力资源在一定的相互关系中对行为主体发生作用的时候，才能形成软实力。所以，软实力资源与软实力不完全是成正比，软实力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并不一定具有很强的软实力，如，我国是文化大国，但不是文化强国。
从根本上说，软实力就是指广义的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即文化对行为主体产生内化的凝聚力和外化的影响力。具体表现为感召力、同化力、吸引力、认同力、亲和力等诸多非物质形态的实力。按照行为主体来划分，软实力可分为国家软实力、区域软实力、组织软实力和个人软实力。
如果我们把广义的文化划分为精神、物质、制度、行为四个维度，那么，构成软实力资源和基本要素为：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
软实力的战略性是由其独特性决定的。一是软实力主导硬实力的发展方向；二是软实力渗透于经济、政治、军事、社会、国际关系等领域，相对于硬实力，软实力具有更高、更深、更广的力量；三是软实力的隐蔽性往往使人们不宜察觉而忽视，却在实际竞争过程中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谁能关注它、利用它，谁就能把握机遇，赢得主动。

二、“两型综改区”建设的战略地位

进入新世纪，我国已开始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在这个特定的发展阶段，全社会面临的生存性压力在逐步减弱，发展性压力在全面增强。例如，可持续发展中的资源环境、城乡区域的均衡发展、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以及公共治理、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的压力等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
30年来，我国的经济总量以年均9．7％的速度增长，人均GDP由1978年的226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2000多美元；到2007年底，我国的GDP总量超过20万亿元，居世界第四位；外贸易总额达到17607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但我国的石油储量仅占世界储量的1．8％，天然气占0．7％，铁矿石不足9％，铜矿不足5％，水资源量不足7％。近2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6倍，资源消耗却增长几十倍。我国GDP总量只占全世界的4％，而每年消耗的钢、煤炭和水泥分别占世界的25％、30％和50％。我国的能源利用效率比发达国家普遍低30～40％。我国每创造一美元国民生产值所消耗的煤、电等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每年排放的污水已达640亿吨，占国家总水资源量的2．3％，水生态系统的自净能力已接近极限等。
面对当今环境资源制约日益严峻，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矛盾日益尖锐等发展难题，我们党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出发，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努力把握发展的客观规律，汲取人类关于发展的有益成果，着眼于丰富发展内涵、创新发展观念、开拓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题，作出了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的重大决策，并依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对新一轮改革进行了新的战略布局。2007年12月，国家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标志着我国的改革向高层次发展。
建设“两型综改区”，是我国在新的历史起点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大背景下采取的重大战略举措，是国家着眼于东中西相互联动，布点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试验区后作出的又一个重大战略布局，是推进中部崛起、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举措。其目的在于获得以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为指向的专题性综合配套改革经验，切实推动发展方式转变与体制机制转变的有机互动，真正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中部崛起，为全面实现东部发展、西部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振兴的整体发展战略奠定基础。 {Ky:PAGE}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改革始终遵循“试验——推广”的路径。从微观上看，先是个别企业改革试点，再向行业、部门和全国推广；从部门上看，先在农村进行承包制改革，再向其他地区推广；从领域上，先经济领域改革，再向社会、文化、政府领域推广；从区域层面来看，先局部地区改革，再扩展到全国。区域改革试验的形式经历了“特区”、“新区”和“综改区”三个阶段。其中，特区包括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新区包括浦东新区和滨海新区，综改区包括成渝、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
事实表明，“试验一推广”的改革路径，不仅成为我国改革的宝贵经验，也成为国民认识改革、支持改革的一个思维逻辑。改革实验区始终扮演着排头兵、试金石的角色，发挥着窗口和示范作用。实验区改革的成败，直接影响国民的心态和认知，决定全国整个改革的成败。我们试想，如果没有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和海南经济特区的先行，改革开放可能还停留在口号上；如果没有“特区”的成功实践，就不可能实现我国经济体制、行政体制、社会体制等方面全面改革。当前“两型综改区”建设与过去“特区”建设一样，仍然承担着改革先行先试、树立标杆、创造发展经验的重任，演绎着“试验一推广”的改革逻辑。因此，“两型综改区”建设的成败，直接影响到人们对科学发展观的认知，影响人们对新一轮改革的信心，关系到国家“两型社会”建设是否得到全面推广，关系到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目标是否得到全面实现。

三、软实力对“两型综改区”建设的战略价值

人类社会在经历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及“冷战”以后，国家之间的竞争由军事、经济领域扩展到文化领域，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承载了新的功能。
一般认为，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看，在经济发展初期，软实力对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影响并不显见，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尤其是当这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开始向外辐射，并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竞争时，软实力对经济、军事的制约作用就开始凸显。譬如，我国是世界历史中唯一从古至今延续下来的文明古国，在历史上，曾经是世界公认的大国、强国，中国文化也奠定了当时中国大国地位的重要因素，曾经影响了整个世界。但到了近代，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国一直面临着救亡图存的拼搏，软实力也就无从谈起。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据自己深厚的历史和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特殊性，选择了市场经济作为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开展了有步骤、有计划、全方位的制度、体制与机制创新，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成功牵引了一场世界现代化史上空前规模的经济社会转型。一方面，使中华民族走向了和平崛起之路，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得到了空前提升，为国家软实力的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由于硬实力的快速发展，软实力建设的滞后性，造成软实力与硬实力发展的不协调性，严重制约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和我国新一轮的改革和发展。另一方面，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转型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开始的，客观土促使我国与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依赖，促进了国内各地区之间人才与资金的相互流动，形成了国内国际激烈的竞争局面，软实力的作用也日益彰显。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当今时代，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更好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美国战略家热津斯基认为：“控制人类共同命运努力的成败，归根结底取决于具有极端重要意义的哲学和文化层面，正是它形成了指导政治行为的重要观念和影响。”
上述事实表明，软实力价值的发挥，必须依据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软实力必须依靠硬实力做支撑，使软实力作用的发挥成为可能；二是软实力必须在社会相互依赖关系中才能凸显其地位和作用，使软实力作用的发挥成为必要。
软实力对“两型综改区”建设的战略价值，就是依据以上两个基本条件来而
确定的。
 第一，“两型综改区”建设虽然没有现成的答案，没有现成的发展模式等，但“两型综改区”的建设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已有的城市群之中，并且这些城市群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得到了快速发展，积累了较雄厚的物质基础。
第二，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经济体制的深刻转型，国内区域竞争态势日益激烈，软实力的作用也日益凸显。
事实证明，全面竞争单纯依靠硬实力是没有竞争力，也不符合事物发展逻辑。譬如，1979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决定在深圳、珠海、厦门试办经济特区。从此，对外开放的试验田开始走进人们的视线，吸引着世界的目光，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纪元。昔日的边陲小镇、荒滩鱼村，迅速成为现代化城市，不是依靠国家资金的直接投入，也不是完全依靠沿海地区本地的资金，而是主要依靠开放的思想观念、正确的发展理念、独特的发展模式、优惠的特殊政策、宽松的投资环境等软实力因素的作用而发展壮大起来的。正是这些软实力因素的作用，吸纳了海内外大量的资金和人才，使得经济特区迅速崛起。
今日的“两型综改区”建设与昔日的“经济特区”建设相比，其软实力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其运用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第一，“经济特区”建设初期，虽然是依靠软实力发展壮大起来，但其软实力的发挥多属自发的、零碎的，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过程中发挥着潜移
默化的作用。而今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认识水平的提高，经验的积累，软实力资源的利用将更多趋向于人们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如，当前湖南在“两型综改区”建设中，首先从认真总结了国内国际发展的成正反经验出发，从顶层设计着手，梳理发展理念，提出了一系列的发展目标、发展原则、发展路径等，得到了全省人们的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凝聚了全省人们的思想意志，其影响力也在全国逐步延伸。这既表明了人们对软实力运用开始从自发走向自觉，也证实了软实力在“两型综改区”建设中的价值和作用初露锋芒。
第二，“两型综改区”建设是在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信息化时代得以展开，国内区域之间的竞争程度与“经济特区”建设初期相比，已是今非昔比。“经济特区”建设初期，我国还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状态，人的个性和自由被压制到了极点，加之内地思想观念的保守落后，国内区域竞争格局尚未形成，所以，“经济特区”建设只要在体制、机制上稍显灵活，就能吸引海内外的人才和资金，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很自然地得到反弹和释放。然而，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区域改革试验区的全面铺开，加之各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软实力外生性的难度越来越大。
因此，发挥软实力对“两型综改区”建设的作用，必须把握两个着力点：
一是对内增强凝聚力。就是如何用科学的发展理念、发展定位，发展战略来统一人的思想认识，凝聚人的意志，改变人的思想观念，鼓舞人的士气，增强人们对“两型综改区”建设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只有凝聚力得到提升，才能形成合力。
二是对外增强影响力。就是如何创造独特的发展模式、灵活多样的发展体制机制、宽松的投资环境及人的自由发展环境，树立湖南、湖北在“两型综改区”建设中的良好形象，不断吸引人们对“两型综改区”建设的注意力，用事业吸引人，用事业留住人，用事业发展人，用事业激发人，从而真正发挥人的智慧，激发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湖南、湖北在外的形象越好，其影响力就越大，影响力越大，全国各地乃至世界的优秀人才和资金就会不断地向湖南、湖北汇集。
如何继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总结经验、抓住机遇、创新体制、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优化建设环境等诸多现实问题摆在湖南和湖北人民的面前。解决这些问题，
需要湖南和湖北人民的理想、意志、情感、智慧、禀赋、气质、勇气、才能等软实力因素做支撑。只有把软实力作为湖南、湖北发展的战略取向，人们才会去认识它，关注它，重视它，研究它、建设它，从而把软实力资源利用转化为各级政府部门的发展理念和人们的自觉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