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是一个纲领性文件，因而改革方案多表现为指导性和方向性。正因如此，明确提出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十分抢眼，又因为其敏感性而受到国内外的高度关注。根本而言，人们关注的并不是一个新机构的产生，而是由此而来的各种深层的矛盾和问题。

　　为什么要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决定》的说明中已经作出清晰解释：一个是应对现实威胁的需要。“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另一个是弥补短板的需要。“我们的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简言之，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应时、应势、应需而生。

　　我们建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较其他国家有何差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由总统主持，是最高级别的国家安全及外交事务决策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协助总统处理外交及安全事务并制定相关政策。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委员会，同样由总统主持，由国家权力部门的主要成员参加，但职能要比美国小得多，主要是力量协调，更多工作在审议重要的国家和社会安全事项，制定统一的国家安全政策。

　　我国建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其职能也是清楚的，就是“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这些职能与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相似，只是国家安全的生命线地位更突出，资源调动范围更大，领导层次更高。所以，我们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职能介乎于美国与俄罗斯国家委员会之间，甚至更倾向俄罗斯模式。这是由国家的体制制度决定的，中国与美国的体制制度存在很大的差异，作为联邦制国家的美国，其总统和内阁权力主要集中在国防和外交，政府基本不参与经济运行，更不管理各州事务，我们的中央政府要管理国家的一切，那么就意味着在各部门责权明确的情况下，不会再集合到一起，再设一个架构，且由最高领导具体处理。

　　那么，我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重心和运作该是什么样子?要想阐明该问题，首先需要弄清当下中国面临何种安全威胁。笔者认为，中国面临的传统安全威胁在下降，这奠基于三个判断：一是人类文明已经不再以巨大毁灭和殖民为价值取向;二是中国的巨大体量和快速提升的军事力量决定着没有哪个国家以战争来遏制中国，包括美国;三是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提倡世界和谐，因而不会与外国形成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即使周边矛盾上升，也一定是局部和有限的。

　　这是否可以说应对传统安全威胁的任务已经消失?当然不是，安全环境是建立于遏制战争的能力之上。虽然传统安全威胁存在下降趋势，同时有些规律也必须正视：一个是大国崛起必遇挑战，也就是“成长的烦恼”。因为新的大国崛起，意味着打破旧的秩序，在适应新秩序过程中难免碰撞和冲突。二是制度差异与苏联解体，把中国推向尖峰对决的席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较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倡导“跳出冷战思维”，但意识形态斗争不会真正消失。三是利益关系的磨合与平衡需要很长的过程。比如，当年采取的是无条件援助非洲，现在追求互利共赢，这种新的关系模式就需要双方重新定位，并且逐步适应。所有这些虽然不一定发展成为传统安全威胁，但一定要有相应的能力。

　　到这里，我们就可以说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各方呼吁10多年后的今天正式上路，主要推手不再是传统安全威胁，而是非传统安全威胁。因为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完全可以依托中央军委，而新的安全威胁恰是既有部门机构所不及或不够的。我们面临哪些非传统安全威胁?第一，文化安全威胁。西强我弱的文化生态在今后很长时间内无法改变。历史早就证明，对一个民族的改变根本在文化，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就意味着失去自我。目前的中国属于政治文化一枝独秀，民族文化停滞不前，被好莱坞大片深刻改造的中国青年一代，正在发生着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上的大改造，这方面我们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几乎失去还手之力。第二，网络安全威胁。过去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一个政权改变另一个政权，需要大量地积聚力量，而今网络号召与反政府游行，就能迫使政府垮台，政权更迭，制度改变。正是由于网络的巨大力量，美国等西方国家把影响和改革中国的途径移师网络，我们尚未做好应对该领域挑战的准备。第三，分裂势力和恐怖活动带来的安全威胁。这其实是世界共同面临的安全威胁，但由于意识形态差异的存在，我们面临的该领域的威胁将比西方国家面临的威胁要复杂得多，应对起来难度大得多。第四，意识形态斗争带来的安全威胁。由于西方占领着话语权，过去是两种话语系统、两种价值坐标，甚至两种思维方式，应对挑战并不困难。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单一话语系统和评价尺度时代，处于别人设定的话语系统和价值体系中进行博弈，压力之大可想而知。第五，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在一起，或由非传统安全威胁导致传统安全威胁挑战，或者说演化过程中的威胁。这实际上也非传统应对方式所能解决。

　　归结起来讲，如果以应对传统安全威胁为着眼点，不必设置新机构，发挥原有机构的功能即可。再者，在新的安全威胁成长过程中，我们一直在增设新机构，或赋予原有部门新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也不需要增设部门机构。之所以成立具有统筹各种力量功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是因为新的安全威胁有很高的关联度和复杂性，有的威胁甚至带有虚拟性，这就决定了非单一部门所能独立应对，必须建立具有相当权威性，具备统筹各种力量的上位机构。这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建立的根本原因。

　　那么，该机构应该拥有多大的权力和执行力?其运行方式会是怎样的?这个问题属于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成立并进入运行后逐步回答的。一定意义上直接决定于最高领导人的执政理念和执政风格，比如对该委员会的借重度。而借重度带来的是委员会的强弱和虚实。总体来看，不会赋予国家安全委员会以更多执行权，尤其不会以委员会执行力替代相关政府机构的执行力。

　　换个角度，只要国家安全委员会不进入实体化，依照中国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它就不会发生更大的权力和执行力，故而只能是筹划和协调功能，咨询和建议功能。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由于我们的权力运行机构很成熟，且权力很大，不可能再将权力让渡给新部门，同时，这些强势机构不仅有直通最高决策者的能力，而且最高决策者也要依托这些强势机构来落实决策，故而该委员会作用发挥也将有一个较长的形成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