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加速发展。与之相适应，发展道路多样化、力量对比均衡化、安全形势复杂化等人类发展大趋势，得到前所未有的彰显和较为普遍的认知。在这样一个国际关系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的新时代，对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思想体系、两种价值观念和两种社会制度及其相互关系、未来走势及其影响，只有全面研究、客观分析，辩证思考，才能形成比较符合实际，并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科学判断和结论。

　　一、世界社会主义将在迂回曲折中走向崭新的未来

　　自十六世纪英国思想家莫尔出版《乌托邦》以来，社会主义已有近500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段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岁月中，世界社会主义进程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蓬勃发展到遭遇挫折、从总体低潮到多元化探索创新，跌宕起伏，峰回路转，历经磨难仍不断进取，面临挑战却艰难前行。

　　进入新世纪后，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社会主义历史进程较之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时，发展态势与总体境况已有很大变化，呈现出在反思中调整，在复苏中再兴的趋势。世界社会主义进程中的理论发展、道路探索、制度建设取得历史性进步，其突出标志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歌猛进。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举世公认，在西方世界经济萎靡、社会迷茫、政治混乱的情况下长时期保持“一枝独秀”状态，被称之为“中国奇迹。”

　　曾几何时，西方国家的一些媒体还在不遗余力地唱衰中国，所谓的“中国崩溃论”在世界上许多地方还很有市场。但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媒体转而对中国进行大幅度“拔高和热捧”。在“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之时，所谓的“中国责任论”亦不绝于耳。这样的“拔高和热捧”虽然背景复杂，不乏国际上某些势力的战略需要，并且多少带有某种陷阱成分，但出现此种现象首先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无可否认的历史性成就。中国的成功无疑也是世界社会主义的成功。

　　作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的一种反映，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对研究和解析“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表现出浓厚兴趣。最引人注目的是，曾经宣扬“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大牌学者弗朗西斯科·福山，在2009年“变调了”。他一反往昔，高调肯定“中国模式”，称中国模式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并认为这种模式“也许会超过西方模式”。还有不少西方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大力赞扬“中国模式”。譬如，英国发展问题专家库伯·雷默认为，“中国模式”的总特征是“权威式的管理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德国社会学家韦尔策则不无忧虑地认为，“中国模式甚至有可能成为比西方模式更具魅力的模式”。西方学者对所谓“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赞扬，不能不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就的一种肯定，同时也是对世界社会主义的一种肯定。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由于13亿中国人民的成功，社会主义进程与苏东剧变时期相比，境况已大不相同。

　　当然，在看到世界社会主义终将复兴的历史趋势时，我们还应清醒地看到，目前世界社会主义在曲折发展的进程中仍面临诸多困难和严峻挑战。第一，世界社会主义规模、体量和影响总体处于历史低潮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第二，坚守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数量不多并在全球化过程中整体上处于弱势。第三，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西化、分化与演变图谋并未消除。整体上看，世界社会主义进程的处境虽然比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一定程度改善，但“一球两制多种模式、资强社弱竞相消长”仍将是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世界格局的基本特征，世界社会主义进程只能在这样的格局下迂回曲折地向前发展。

　　二、对世界资本主义的观察与思考要与时俱进

　　自从2008年9月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引发前所未有的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人们一直没有停止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和批判。有学者认为，这场危机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多重危机”。也有学者强调，这是滥觞于上世纪30年代、80年代被里根和撒切尔推向极端、导致全球性灾难的“新自由主义的危机”。更有人断定，这场危机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全面危机”和“总危机”，其深刻程度超过上世纪20年代末爆发的经济大萧条。在评价和描述这场国际金融危机时，很多人使用了“资本主义风雨飘摇”的说法。

　　实际上，这场危机爆发之前，西方国家就已经出现实体经济空心化、财政收入萎缩、税收收入锐减、社会开支庞大、政府债台高筑以及债权人惶恐不安等问题。当西方政治家们沉湎于国家寅吃卯粮的快感、老百姓们心安理得地享受失去理性的高福利时，美国等许多发达国家就暴露出危机前症状。2000年至2007年间，美国经济增速由上世纪80-90年代的平均3.4%下滑到平均2.4%。号称世纪第二大经济体、曾大声疾呼要对美国说“不”的日本，经济低迷时间之长到了令人费解的程度。

　　从资本主义当前困境的横向角度看，可以说资本主义世界三大板块美日欧都受到极大冲击，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社会契约三大资本主义核心要素都出现严重问题。资本主义世界因此面临三重困境：短期面临“缺需求、缺信心、缺对策、缺动力”的复苏困境;中期面临“再工业化、再创新、再出口、重构福利制度”的转型困境;长期面临全球治理能力受损、国际事务主导权削弱、发展模式和价值观魄力不再的霸权困境。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对于新自由主义从“医治经济痼疾的灵丹妙药”泛滥成全球性危机的“罪魁祸首”，西方主要国家的主流政治家们大都没有意识，或者不想承认。在美国，政治体制失灵导致两党争斗不止，“财政悬崖”频现致使政府关门，超前消费与过度福利难以为继。美国是否已经走上全面衰落的不归路，大多数美国人不想认真研究和探讨。就这一点而言，可以说西方不乏批评家，但没有改革家。资本主义国家此轮深度调整即使取得成功，走出困境，也很难再有冷战结束前后那种“美好时光”。正如汇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金所言，工业化世界长达半个世纪的一次性的非凡发展将不再重演。

　　从资本主义困境的出路和前景看，由于西方国家没有真正汲取雷曼兄弟公司破产的教训，没有对银行体系建立起真正有效的监管，下一场危机也许真的只是时间问题。据国际清算银行估计，目前西方私营金融市场上的资产规模高达630多万亿美元，约为世界实体经济的9倍。美国最大5家银行的资产负债总额，比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前还要大。面对此种情况，美国前财长警告人们：“是否存在发生新的金融危机的危险。我担心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

　　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的，美国债务目前高达16.7万亿美元，而不断提高债务上限，持续举债已成为美国维持自身运转的唯一选择。美国两党围绕债务问题展开的“政治拔河”，一旦出格，导致债务违约，对全球经济的灾难性影响要比2008年危机深重得多。世界著名投资家巴菲特预言，美国“债务违约的后果”对世界就像使用原子弹那样可怕。这并非危言耸听，有谁能够担保美国有朝一日不会出现债务违约呢?

　　种种情况说明，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潜力依然很大，自我修复的能力还在生长，创新能力在许多方面还有所增强，有些国家的经济已经开始缓慢复苏，但经济持续向好、社会持续稳定、政治更加开明的走势并不十分明显。世界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不确定和不可测的因素依然很多。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社会、科技以及价值观、伦理道德等方面，还会有许多变数。对世界资本主义的观察、研究和思考，必须与时俱进。

　　三、不同社会制度长期共处互学互鉴也是历史必然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当今世界最具代表性的两种社会制度。从历史发展规律看，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社会一种崭新的思想体系、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必须是也只能是以继承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为基础，逐步发展壮大。因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既有重大区别，也有天然联系。从历史发展经验看，二者之间的确不是截然对立的关系，而是长期共存、相互竞争、彼此借鉴、共谋发展的关系。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在世界资本主义包围的孤岛中领导建设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通过极其短暂的实践探索，得出了社会主义必须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全面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发展成果的重要结论，并且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共产党人向资本家学习经营、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管理的极端必要性。

　　事实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早就在斗争和较量中相互学习、彼此借鉴了。通过自觉不自觉地研究、学习、汲取对方的发展经验和教训，双方都取得了从取长补短到扬长避短、从自我发展到共同发展的双赢或是共赢效应。例如，我们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借用“看不见的手”，无疑是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习借鉴的结果;而资本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之外增加“国家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并实行较为普遍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等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借鉴了社会主义的理念。

　　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角度观察和分析2008年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应当说这是资本主义世界在全球化时代遇到的最大挑战。人们过去都认为，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西方国家是全球化进程的最大受益者。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参与全球化利弊兼有，得失参半，风险很大。但实际情况是，全球化对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双刃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对全球化失当也会遭遇致命的风险和挫折，全球化并不是资本主义长生不老的生命线。

　　站在同一角度研究和思考问题，我们也就不能简单地把当前资本主义的困境看作是世界社会主义复兴的“历史机遇”。在世界经济格局中，G7所创造的生产总值约占全球70%，发达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和全球贸易规则制定中仍占主导地位，在世界金融格局中也居中心位置。近年来西方国家出现的社会抗议，看上去波澜壮阔，实际上更多是“反现状”，而不是反对根本制度。普通民众的诉求，总体上还是恢复资本主义的福利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遭遇可能导致其全面崩溃的危机。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局面远未形成。正如马克思所言，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

　　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和防范意识，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金融手段、贸易手段或运用国际规则和机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政治施压，通过对外转嫁矛盾、挑拨冲突而给社会主义国家制造危机保持高度的警惕。既要充分认识和估计新一轮全球化所带来的严峻挑战和不可避免的复杂较量，也要认识到目前世界上的问题并不能全部归因于资本主义，有些问题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在所难免的，如贫富分化扩大、就业压力增大、人口结构失衡、社会治理趋难、社会福利膨胀、资源严重不足、城乡发展失调、环境持续恶化，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面临的共同性问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都需要深层次的调整和改革。在和平与发展长期作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谁调整得更快更好，谁取得了调整中的比较优势，谁就能处于进步发展的领先地位，就能在错综复杂的历史较量中处于不败之地。 (于洪君 作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