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亦即文化工业，在当代获得更多正面意义上的探讨。文化产业，涉及了大众文化、消费生活方式的诸多方面。在中国进入新媒体时代后，文化工业已分化出上千个门类。然而，文化产业的发展不同于经济产值的竞争，它还需要文化研究的准备。在我们赞叹欧美国家文化产业的成就时，不可忽视其背后文化研究理论的探索，其思路能给我们某些启示与思考。

　　反观“文化工业”早期定义时的人文立场

　　当我们去寻找文化产业最早的定义时，就会追溯到阿多诺、霍克海默的名字。接着，又会发现“文化工业”一开始被定义时，它是个否定性的概念。这并不是一种偶然。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军人物，阿多诺、霍克海默在20世纪40年代就指出，文化工业出现是“技术和社会层面的分化和专业化”的必然结果。文化工业存在着“资本主义工具理性支配”趋势与危险。工厂资本的逻辑在于培育了文化产业中的梦工厂，“一度与人类主体性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和其他商品一样，变成了对象”。阿多诺、霍克海默当时认为，文化工业导致了文化产品的标准化、单一化、伪个性化的趋向。

　　美国学者马丁 杰认为，在20世纪的知识分子中，很少有人能像阿多诺那样敏锐地感受到文化的多重意义和矛盾内涵。阿多诺不仅看到了“文化作为一种理想、信念、价值取向”在新的时代扮演着“宗教的代用品”的地位，而且他认为这种精英文化在19世纪是以人的最宝贵的成就出现的。它常常处于“大众”文化或“民俗”文化的冲突之中，处于与文明的更具物质性的成就的紧张之中。这也就是文化本身的多个层面的问题。

　　20世纪40年代，西方国家正处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兴起中——电的发现，电力在日常生活中被运用，电影、留声机、照相机等的发明，为新的大众娱乐产业提供了可能性。阿多诺睿智地看到，“产业化的文化就是同质的文化”，文化工业对消费者的影响是通过娱乐确立起来的。商业就是他们的意识形态。晚期资本主义的娱乐是劳动的延伸。阿多诺认为，这种文化产业是对启蒙精神的一种倒退。这也就是马尔库塞后来说的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单向度的人”的状态。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一直伴随着争议，但其历史作用，在于“它赋予了文化、艺术相对于某种社会政治作用机制的重要性”。从文化社会学角度上说，阿多诺的命题预设了一个“文化工业”发展的人文价值的底限、预设了一个伦理风险警示，即在资本原则、“工具理性”被任意扩大后的危险。

　　这对今天的中国依然是个启迪：只要文化产业发展中还存在着一味被工具理性价值所垄断的现象，只要还存在着经济与文化之间的人生意义寻找，坚持文化产业的人文价值的立场就是必须的。

　　反思文化学者对生活方式、日常生活体验的关注

　　文化研究学者并没有停留在阿多诺的结论与担忧上。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欧美发达国家经历了从机械化到信息化的革命过程，与之相联系的是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汽车社会、后现代社会、信息社会、全球社会的一系列新的社会特征的来临。互联网时代的技术品格深深影响了产业结构、社会结构的分化，影响了生活方式本身的分化与转型。

　　英国文化研究中心的学者对战后英国社会的生活方式变化给予了大量关注。比如他们对青少年流行音乐亚文化的研究、对英国伦敦东区工人阶级生活方式、对差异政治的研究等。另一方面，与“文化工业”相关的生活方式分析、符号分析也在被阐述。随着经济发展的文化导向的强化，消费文化下格调、风格、品牌符号的生产与流行，成为非常重要的东西，大于具体物质商品本身的价值。

　　通过对日常经验的研究，英国学者霍尔认为大众文化产品的消费，并非像阿多诺所说的那样都是被动的，而是存在着一种主体“接收”的文化过程。不同的读者会以不同的方式来解码文本。这就肯定了大众文化产品包含着认知主体的肯定及文化的民主性。

　　雷蒙 威廉斯看到了文化现代性下人们的“感觉结构”。他认为“这种感觉的结构就是一个时期的文化”，“新一代人将会以其自身的方式对他们继承的独特世界作出反应”。这些分析把阿多诺命题的精英姿态放置于一种平视的、互动的、对经验事实的关注上。

　　在全球生活方式的影响下，文化工业与消费文化联系在一起，“在商业世界及生活方式的结构化中具有核心地位”。文化产品与商品的供给、需求、资本积累、竞争及垄断等市场原则联系在了一起，运作于生活方式领域。文化风格的消费，转而又推动了大众文化生产的发展。

　　那么，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是否就可随心所欲地享受消费文化呢?文化研究的一个重心是关注文化与权力的关系，即对底层阶级的关怀。法国学者布迪厄认为，“生活方式趣味的膨胀产生于一种结构性的生活空间，在这个空间中，特定的阶级与阶层竞相把自己的特定趣味作为合法趣味强加于人”。阶层关系不在文化工业运行外面，就在里面。

　　20世纪60年代青年运动的社会结果，看上去只是使“流行文化”成为文化产业、生活方式，并且越来越广泛——变成全球文化产业、全球生活方式的象征。但其实它也表达生活政治的诉求，它使文化民主的权益普遍化了，包括种族平等、阶级平等、社会性别平等、年龄平等的认同。它直接或间接地形成了欧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背后的平等理念。

　　这对依然存在城乡、地区二元结构的中国，如何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文化产业发展中的文化不平衡性的挑战

　　中国正处在文化产业发展最好的时期，在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之后，中国的国际文化影响在增大。中国的科技文化园、民族文化街区、文化旅游景点越来越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越来越依赖于电视连续剧、电视娱乐节目，依赖于网上的文化生活，依赖于手掌上的手机微信的文化生活。和30年前全民只能观看八个样板戏的情景，不可同日而语。

　　但同时中国也处在一个问题时代，表现为：经济发展了，大众消费的文化产业红火，但社会信仰、文化归属感、基本文化秩序并没有建立起来。中国人的纸质书的阅读与日本相比是1：13，与以色列相比是1：60，国民素质的水准显然是相形见绌。在消费主义、实用主义的影响下，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也出现金钱崇拜、碎片化、平面化的现象，社会价值观混乱。在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下，缺少底线的社会秩序，“文化与社会之间存在一种让人困惑、充满痛苦的脱节”，这似乎是一种代价。

　　现在我们往往用“文化软实力”这样一个词，来代表我们在全球化中文化产业的一个整合方向。文化产业被假设将增强了“文化软实力”的力量。但其实文化产业在量上的增加并不简单等于软实力。约瑟夫 奈认为，“文化软实力，主要体现为价值观、文化传统、政策等”，以及在非强制力下的对外的吸引力、感染力。当某个文化工业产品并不支撑价值观时，其文化产品可能是垃圾产品。对软实力而言，它可能就是一个负值。境外旅游的中国游客如只是表现为奢侈品购买力很强，行为粗俗，那么中国人的形象依然不会对世界产生文化影响力。

　　中国的社会转型处在全球化背景下，新技术使许多文化现象成为“共时态”。斯拉科 拉什在文化研究中认为，世界已从“文化工业”过渡到“全球文化工业”。阿多诺时代的“文化工业产品”是确定的，而今天的“全球文化工业产品”是不确定的。在前一个文化工业中，生产表现为流水线式和劳动密集型生产;全球文化工业中，生产表现为后福特式设计和密集型的差异性生产。如今中国城市中多样的消费情境，类别化的创意产品，微信中对图像、文本、视频的选择等，拉什把此称为“媒介的物化”。在新的阶段，文化产品、文化消费从生产者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在流通、消费过程中发生变化，个体认知的作用越来越大。阿多诺时代所批判的“文化工业产品的同一性、标准性”，在互联网时代经历着新的个体性、差异性的认同。每台电脑的界面，就像一部“差异机器”。

　　中国确实赶上了推动文化产业大发展，增强文化软实力的机遇与挑战。它是创造性与复杂性的机遇与挑战。文化软实力增强，首先要有一种全球视野。认同全球文明是一个方向，这是一个长期的学习过程，不能做新“井底之蛙”。欧美大片、跨国品牌、世界体育、影视明星被接受，“全球生活方式”的吸引力，其实质是人们对开放性、多维性、选择性的思维、价值观、技术及生活方式的接纳。

　　文化软实力的增强，也在于全球性与本土性的再度整合中。这也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民族性的选择。世界性就是民族性，它意味着“机遇与空间”。正如人类学家所言：“文化由显见的和隐含的模式组成。”近年来，国学热、“民国范儿”的怀旧，都是对文化遗产的再认同。中国文化的积淀也会在旅游、出版、休闲、创意产品、流行时尚的文化设计中体现出来，创新出更为巨大的文化市场。文化产业的张力在于全球化与本土性的互动中。中国“文化产品”魅力在其能行走在“亦古亦今”“亦中亦西”之间。

　　我们现在最大的风险是把文化产业，只做成“产业”“产值”，丢掉了文化;忽视文化原创性，思维僵化，乐于山寨式模仿。缺乏优质的文化设计、优质的服务精神来运作，使好的文化资源陷入困境。最糟糕的还有为业绩考核的“立竿见影”，糟蹋了文化符号与资源。更长远地看，中国还需要做“文化人的修养”“文明秩序”，来铺垫文化产业的底盘，因为东方文化的韵味在此。一定意义上说，没有教育与文明风尚，就不会有真正的民族文化产品的发展与审美欣赏。

　　阿多诺当年表达出的人文知识分子的信仰，与中国文化的“文以载道”“厚德载物”是相通的。做强中国的文化产业、做强“文化软实力”，要有文化建设的高度与厚度。它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需要文化管理的学习、积累及制度设计。我们要不断推进文化体制的创新，包括社会制度建设、公民素质建设、国民教育中价值观的培育。适应“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的全球潮流，增加文化产品的人文感染力，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规范性、整体性和创造性。

　　(作者单位：江苏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