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发生了几次启蒙运动，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无疑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人们对这一场运动的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不过人们往往对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另一场启蒙运动——时人称之为“新启蒙运动”，又被称为“第二次新文化运动”的了解与研究不够。

　　新启蒙运动又称“新五四运动”“第二次新文化运动”，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工作者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发起的、以鲜明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为特色的思想文化运动。它以“继承五四，超越五四”为号召，试图突破“五四”启蒙的历史局限，促成中华民族的新觉醒。现在一般将陈伯达于1936年9月在《读书生活》第4卷第9期上发表的《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作为新启蒙运动的起点。此后，在共产党文化工作者的推动下，新启蒙运动逐步开展起来。新启蒙运动的发起者主要有两个目标：一是为了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蒙昧主义，反对文化复古主义;二是面临空前的民族危机，社会需要唤醒国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正是由于上面两个原因，有人将新启蒙运动视为新文化运动的继承与发展，因为运动进一步高扬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与愚昧;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这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反思新文化运动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态度。一般认为，抗日战争的爆发最终使新启蒙运动被迫中断。当然，我们并不认为这场启蒙运动在抗战后完全脱离了原来的轨道，形成了后来研究者所谓的“救亡压倒启蒙”局面。

　　新启蒙运动在开始之初提出的一些重要口号——“文化通俗化”“大众化”“到民间去”等——在抗战爆发后一直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工作者所继承与发扬。从这个角度而言，新启蒙运动并没有被抗战所中断，而是被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推动与发展，其意义与影响因而也十分深远。

　　艾思奇在1937年发表的《什么是新启蒙运动》中提出：“旧启蒙运动(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内)没有努力在广泛的民众中去建立新文化。当然，五四文化也未尝不是一种反贵族的民众的文化，但它的广泛性很有限制，……它(新启蒙运动)要努力获得一种新的工具，使新文化的普遍性达到最大限度。”艾思奇等人在一次文化座谈上也谈到新启蒙运动的大众化与通俗化问题：“说到推进这个运动的方法，无疑地要根据目前的一般文化水准。近年来文化界的努力已经开辟了这个运动的途径;比如过去的‘大众化’运动，‘通俗化’运动，对于读者的确有了不少的贡献。虽然如此，但过去的努力还是有嫌不够的地方和极其显著的缺点，比如通俗化的工作还做得不充分，文化的产物还没有深入到广大的民众中去。”齐伯岩认为，要借白话文运动将启蒙工作推向下层民众，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了下层启蒙的工具。他说：“作为‘五四’成功基础的语文运动，是白话文运动，现在我们的语文运动，不仅继续白话文运动，而更把它大众化，发展一个拼音的新文字运动，只有用这个工具，才能使农工群众接受新思潮。”

　　可以肯定的是，新启蒙运动者从开始就提倡启蒙与下层民众的结合，提倡“大众化”、“通俗化”路线。这可以说是继晚清以来的中国近代下层启蒙运动又一波“走向民众”运动的开始。

　　一俟抗战爆发，启蒙的“大众化”“通俗化”“民众化”就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展。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一面试图简化汉字，推行汉字拼音化，从而提高民众的识字率，进而进行抗战思想教育;另一方面试图通过“通俗文艺运动”，利用白话报刊、演说、戏曲改良等形式走入学校、走入农村，宣扬爱国思想、民族主义和爱国情操。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并且后来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成为这一运动的受益者。

　　就下层启蒙而言，新启蒙运动在抗战爆发以后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因为新启蒙运动之初所倡导的“大众化”“通俗化”运动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新启蒙运动是在强烈而急迫的民族危机之下开展起来的，因而在整个运动中，爱国思想、救亡思想、国家意识、民族观念成为启蒙者努力追求的一个重要部分。这并不奇怪。这也可以说是启蒙与救亡相结合的一个范例。我们也可以从这种结合中看到它对中国抗战事业的贡献。

　　延安时期以至取得全国政权以后，毛泽东一直都十分重视下层民众的教育与引导。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利用下乡宣讲、戏曲、秧歌、识字运动等方式，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路线宣传到社会最底层。从1942年开始，秧歌成为边区民间文化的标志，这一民间传统歌舞经过改造之后，被用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爱国救亡政策，激发民族意识，增强“誓死杀敌之决心”。这些秧歌生动地将当时的社会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宣传给那些目不识丁的农民大众，将他们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与反抗转变为现代民族主义情感，从而最大程度地调动了下层民众的力量，为夺取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战争期间，延安不仅是革命的中心，而且对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来说延安已经成为中国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象征。数以千计的学生、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离开城市前往延安，加入到抗战的洪流之中。这样，中国共产党造就了一支强大的宣传队伍，也形成了一个全国范围内的抵抗运动。

　　抗战时期，这种“走向民众”得到很多知识分子的响应，也包括许多“成名的作家”与文化人士，这种“走向民众”式的通俗化运动甚至成为“抗战建国动员工作的一部分”。当时山西的牺盟会、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西安的学生农村服务团等许多救亡团体往前线慰问，都以通俗的文艺形式散发、表演，许多刊物都发表了大量的通俗作品，从而可在民众中进行表演与传播。

　　这样，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抗战等对广大民众显得陌生而遥远的概念，经过这些文化工作者的形象演绎，以通俗形式广泛宣扬，从而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常识化进程，进而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中国共产党方面，干脆将“大众化”看成“中华民族新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而毛泽东后来干脆将“大众化”看作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个特征。

　　从“大众化”运动这一点而言，新启蒙运动一直都在向前发展，抗战爆发后这一方向得到了具体的实施与执行，并且取得了相当的成效。这不仅为中国文化的传承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常识化的进程，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