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所有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都面临一个重大问题：是否进一步融入这个国际制度的网络。何谓“制度”(institution)?简单说，就是能够影响人们行为的一系列互相关联的社会规则。“国际制度”就是调整国家之间行为的规则体系。随着国际社会的发展，国家之间交往的频繁，客观上，国家之间的行为需要相互协调，最后形成了国际规范。

　　基欧汉将国际制度划分三个部分，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regimes)和国际惯例(internationalcustom)。

　　我们也可以借用这个分类，把它理解成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国际惯例。国际惯例是指在国际交往中通行的、常规的做法。各国在国际交往中，经过长期反复的实践，逐步形成了一套为各国所公认的习惯性做法。最典型的就是，海商法领域的国际贸易惯例。这些国际通例，虽然还没有上升为法律，但具有普遍的拘束力。

　　第二阶段，国际机制。按照最通行的解释，它是“国际关系特定领域行为体预期汇聚而成的一整套明示或默示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它既包括有一定的强制约束力的“硬法”，也包括类似国际原则、规则、宣言性质的“软法”。在制定方式上，既可以是“认可现有习惯”(亦即认可第一部分)，也可以是“理性设计新法”。此时，国际制度处于“规则程序”阶段。

　　第三阶段，国际组织。国际组织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其他国际法主体)为实现共同的政治经济等目的，依据其缔结的正式法律文件建立的常设性机构。此时，它在实体上拥有了专门的行政机构，工作人员和办公场所;在精神上，具备了法律上的“拟制人格”。国际制度变成了“法人”。

　　当国际制度从一个抽象的规则，变成一个具有实体的法人——国际组织，它就会反过来促进国际制度中“规则程序”部分的发展。同时，成为国际制度中规则的执行者和新的规则的制定者。从而极大地深化了制度的“路径依赖”效应，即现存的制度会对后来的制度发展路线产生重大影响。

　　同时，国际制度有一个非中性的特点，即同一个制度，对不同的人，所获得的利益是不一样，甚至截然相反。这导致了制度在程序正义上是公正平等，但是在实质正义上，可能恰恰是重大利益的权力不公正分配。

　　如何看待国际制度的复杂性?在国际关系理论谱系中，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别。其一，从自由主义的权力政治角度看，国际制度是为国际合作提供便利的工具。制度可以降低合作的交易成本，促进信息沟通，使得合作变得有可能实现。其二，从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角度看，国际制度体现了霸权国利益，反映了国际体系的权力分配格局。其三，国际制度随着人类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必然出现。如果把自由主义、现实主义、社会学派三大主义的观点综合起来，就可以看到国际制度三合一的特性。

　　国际制度表现为程序公正合理，但由于各国差异，必然体现着霸权国的利益。国际社会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制度，它随着国际社会发展而发展。是否进一步融入这个国际制度的网络，这既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问题。

　　所谓“老问题”是指：发达国家已经利用其高超的制度操控能力，建构了一个不公平的国际制度，所有后来者都必须权衡参与的利弊得失。所谓“新问题”就是：过去，创设制度只是发达国家的特权，后发国家只能被动接受，当国际制度的“消费国”。而今天的中国很快将成为国际制度的“参与国”，必须开始主动思考制度建构的问题。

　　后发国家面对这个问题，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战略呢?基本战略选项只有两个：“抵制”或者“参与”。每个选项都有积极和消极两个类型。由此，形成四种组合，即消极的抵制、积极的抵制、消极的参与、积极的参与。

　　首先，看“抵制战略”选项。“消极的抵制”就是自己与现有的国际制度隔绝，既不参与也不反对。考察16世纪以来世界史，一个国家如果与现有的国际体系“完全隔绝”，是很难生存的。相反，所有的大国都是充分利用现有国际制度而实现自身崛起的。

　　这种被黑格尔称为“传火炬”的模式在欧洲尤为典型。每个大国都是在利用现有国际制度，整合自己的资源，发挥到极致。西班牙拿来了葡萄牙和意大利的航海，建立了第一个欧洲霸权;荷兰传承了西班牙的大航海和意大利半岛上的商业套路，成了“海上马车夫”;英国利用其岛国地理优势和人口规模优势，集成了西班牙的海军和荷兰的商业，成了“日不落帝国”;美国则利用欧洲的移民资源，安享了100年的“女王治下的和平”;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是标准的“西方的好学生”，对欧美的文治武功更是“始惊，次醉，终狂”，长期充当英美的亚洲好伙伴;俄国沙皇们更是几次激烈社会变革，学习西方，参与欧洲体系的建设。

　　所谓“积极抵制”战略，指的是拒不参与当前占据优势地位的国际制度体系，另行组建一套国际制度。这必然导致霸权国的反击，从而形成一场盟友争夺战。例如冷战时期的苏联。这个战略的优点就是，一旦成功便可以彻底击溃当前的霸权国。不过可惜的是，这个战略并不适用于全球化时代的“次强者”。因为，这个战略的核心就是人为地制造一个“零和游戏”。零和游戏的规则就是“赢者全得”，“老二”在理论上根本不能生存。

　　冷战时期，苏联就对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采取了“积极抵制”的战略。美苏两大国逼迫所有国家做一个“二选一”的选择，世界形成了两大阵营对垒的局面。不过，随着时间的推进，局势对于实力偏弱的苏联越来越不利。因为苏联的初始实力不如美国，中间国家与美国合作往往有更大的利益。这样，苏联必须付出更大代价来拉拢盟友。每轮消耗战之后，苏联的实力就会受到一定削弱。最后，量变到质变，一旦超过了“临界点”，苏联就迅速失去了“老二”位置，无法继续其“积极抵制”的政策。上世纪80年代，当苏联实力降低到美国的一半以下之后，苏联便在国际道义、国内舆论等方面，全面处于下风，无法维持自己的国际体系。从“新思维”到美苏和解，实际上，戈尔巴乔夫时期已经放弃了“积极抵制”战略。

　　此外，“积极抵制”战略更不利于弱国的经济发展。20世纪70年代，一些拉美国家提出了“依附理论”，希望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脱钩，摆脱依附地位，自己形成一个独立经济圈子。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一些亚洲经济体采取参与国际经济体系的战略，与霸权主导国美国合作，利用西方的资本、技术和资源。结果20年后，依附论国家陷入了“拉美陷阱”，那些亚洲经济体变成了“四小龙”。

　　由以上例子，我们大体可以认为，“抵制战略”在全球化的今天，很难获得成功。

　　其次，分析“参与战略”选项。它包括“消极参与战略”和“积极参与战略”。所谓“消极参与”，就是有选择的参与，只参与那些目前对本国有利的国际制度，对那些可能损害本国利益的国际制度敬而远之。所谓“积极参与”，就是指积极参与所有与本国相关国际制度，以便希望推动现有制度向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它们之间的区别就是对于本国不利的制度的态度。

　　实际上，两种策略要交替施行，刚柔相济，奇正相比，以积极策略为“正”，

　　即常态，以消极策略为“奇”，即非常态。采取“积极参与战略”将符合未来世界的发展趋势，但是，基于现实政治的考虑，在某些领域可以采取“消极参与战略”，对这部分国际法规则做出保留。

　　一方面，总体而言，采取“积极参与战略”利大于弊。随着国际社会的迅猛发展，新的利益和新的权利不断涌现，必将促使新的国际制度进一步推出。与其被动接受，不如主动出击，争取未来国际制度的议程设置权，把握其未来的发展方向，夺取“为未来立法”的资格。

　　只有积极参与，才能成为“未来制度的先行者”：参与国际制度，才能获得信息，培养新的习惯，形成新的惯例，建立新的规则，最终塑造有利于我们的国际规范。例如大数据时代的降临，美国政府通过截留互联网根服务器上的数据，掌握全世界每个人的隐私。规制这些权力，我们就必须把本国利益和国际社会利益、人类发展利益结合起来，主动承担全球社会的公共治理责任。

　　另一方面，在某些具体领域，现有国际制度对自身明显不利的情况下，该国可以暂时不加入，但也要采取积极接触的态度，待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再加入。例如，上世纪70年代英国经过20年的踌躇，终于决定无条件加入欧共体，就是因为发现英国越是推迟加入，损失会越大。当时尽快加入欧共体，英国起码可以保证在英国利益被讨论的时候，有自己的代表在场。

　　采用“积极”为主，“消极”为辅的战略，更有利于保持我们对国际制度“重塑”的能力。孙子曰：“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中国加入WTO，就是一个把积极参与和适当保留结合的绝好正面例子。20世纪90年代，国内一片悲情，不料十年后，中国成了全球化的最大受益国之一。中国不但自己迎来了百年战略机遇期，而且推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