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难”一直是影响人民法院司法权威的老大难问题。生效判决无法执行，法律打“白条”让人深恶痛绝……近期，半月谈记者在吉林、河北、江西、北京等地采访了解到，“不能执行、不愿执行、不敢执行”等问题依旧普遍存在。专家认为，一纸空文的判决，已严重危及司法公信力，执行“三不”问题亟须破解。

　　破解“不能执行”：尽快裁定终结执行，适当引入救助机制

　　吉林省辽源市龙山区法院执行局局长谢利明说，他们经常遇到“不能执行”的案件，频遭误解，有的当事人甚至大骂执行法官，让法官尊严扫地。

　　谢利明告诉半月谈记者，近期他们执行一起债务纠纷案时就遇到了这种情况。被执行人欠了150万元，无钱偿还。执行法官很负责，甚至到外地找到被执行人打工的单位，让其把部分工资留存，供法院执行。

　　申请执行人不理解，到法院又吵又闹，没办法法院将被执行人拘留。人被控制了，就更没钱可执行，拘留到期又不得不放人，申请执行人就说法官被收买了，甚至大骂执行法官。“当时，法官向我说明情况时，眼泪直在眼圈中打转。”

　　谢利明介绍，有的赡养案件执行起来也很困难，比如有一起母亲状告儿女案，双目失明的老人让儿女每月付给她300元赡养费，但儿子家确实困难，无钱支付。老人不理解，待在法院里不走，又哭又闹，这让他们感到非常为难。

　　辽源市政法委副书记郭静波告诉记者，涉及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也时常“不能执行”。比如交通肇事赔偿案件，由于当事人死亡或受到伤害后，医疗费用及赔偿数额巨大，而肇事者大多被判刑，有的车辆由于各种原因也难以得到保险公司理赔，被执行人无力承担赔偿责任，导致案件难以执行。再如对于因邻里纠纷引起的故意伤害案件，大多需要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被执行人入狱后，其家属由于情绪激动不可能主动去赔偿，造成法院执行困难。

　　吉林省社科院法学所所长于晓光说，“执行不能”案件，在群众中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对那些不能继续执行或没有必要继续执行的案件，应尽快裁定终结执行;符合社会救助的，可考虑引入救助渠道，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破解“不愿执行”：加强队伍建设，“零容忍”司法腐败

　　“相对于‘不能执行’，‘不愿执行’则在更大程度上损害了司法公信力。一些法官借机贪腐，让人痛恨。”河北知名律师张金龙如是说。

　　张金龙介绍，一些打官司的人扬言，宁愿把钱给办案人员，也不愿意给对方。“敢这样讲，就意味着有这样的市场，有人敢接这样的钱，这与法官队伍不廉洁有关系。个别法官，虽能执行就不执行，等着人来找。有些案子事实非常清楚，就是拖着、等着、不执行。”

　　河北省平山县法院在自查中认为，执行中有个别人员“不愿执行”，消极应对。大部分执行人员年龄老化，业务素质不高，对手中的案件不愿执行、推诿当事人。虽然进行了系列的业务培训、岗位练兵等活动，但“不愿执行”的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文艺告诉记者，法院判决被执行方是当地政府部门的，法官就更不愿执行了，这往往造成广大民众对司法的不信服。

　　四川成都市鹏伟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张伟反映，2006年，公司通过竞拍取得江西省鄱阳湖永修县段水域采砂权，一次性向永修县缴纳8228万元，其中采砂出让价款4678万元，税费3550万元。因当年江西省持续高温，鄱阳湖水位急剧下降，运砂船难以进入采区，采砂被迫停止，造成较大经济损失。

　　张伟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退款。经人民法院判决，永修县应退还采砂权出让款1079万元，要求退还采砂税费的，需另行起诉。张伟说，虽经人民法院判决，但法院执行人员就是不愿执行。

　　江西省委副秘书长、信访局局长朱荣辉告诉记者，永修县采砂案经反复判决，直到最高人民法院判决下来，仍执行不了。当事人说，打这个官司花去60多万元了，再也不相信法律了。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冯仕政建议，要从源头解决“执行不愿”问题，关键要加强司法队伍建设，提高司法人员素质;同时，对司法腐败要持“零容忍”态度，进行铁腕反腐。对那些在执行中以权谋私者，要加大惩处力度，确保法院判决的权威。

　　破解“不敢执行”：建立“案外人”干预公开制，杜绝暗箱操作

　　“不敢执行”现象也非常普遍，河北省委政法委副书记傅剑仁对半月谈记者说。

　　河北省平山县法院主管执行的负责人介绍，为解决“执行难”，中央曾专门作出决定，提出党政机关要支持法院依法执行，不得干预法院执行工作。但现实工作中党政干预法院执行的现象，仍以各种方式出现。特别是党政机关的部分领导干部，有的是为了地方经济利益，有的是为了一己私情，常常以维护稳定为由，动辄让执行人员汇报案件，通过各种办法对法院执行进行干预。

　　河北省平山县法院政治处主任孙建敏给记者讲了一件事情，道出他们的无奈。法院曾审理两户村民宅基地纠纷案，仅仅因为1平方米，两家分别找到上层领导关系，并且都批了条子，这给基层法院执法造成了很大的阻力。法院因“不敢执行”，分别给了两家一片宅基地，才化解了纠纷。

　　孙建敏坦言，涉及党政机关、县里重点企业，县法院执行局的人员一旦过去执行，就有人给主管领导打电话，因为涉及县里的财政收入、人员就业等，造成法院“不敢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政策研究室主任胡云腾分析，现在我国各个层面行政对司法的干预很多，需要考量的因素很多。一个法官和院长如果置书记、县长的招呼不顾，将来经费怎么办?人员提拔怎么办?因此他们不得不考虑这些因素。有的人大代表则扬言：“如果不按照我说的办，就给你投反对票。”

　　胡云腾建议，面对行政干预执行现状，可建立“案外人”干预公开制度。如果当事人一方打招呼了，作为法官就要告知：批的条子要入卷，甚至要曝光在网络上。这样就可以有效杜绝暗箱操作，反制行政权力，让法官能够依法、独立地行使执行权。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刘日教授建议，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要带头遵守法律，带头尊重司法判决，不要给法院批条子、下任务、下命令。司法人员在办案中，只能对案件的事实、证据、程序和适用法律负责，而不得屈从于长官意志、舆论导向和利益集团。(记者 苏万明 周立权 齐雷杰 胡锦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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