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险，按国际通行的社会保障理论，养老保险是再分配的手段之一，从来都是由雇主(用人单位)、雇员(劳动者)和政府三方共同负担、共同筹资的。

　　从社会分配的角度来看，公民老年时获得经济保障的决定因素有二：这个国家或社会能够创造多少财富，以及这些财富怎样分配。

　　按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的方针，“增强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的重点，“全面建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乃至整个社会保障制度，是非改革不可的，不然将不可持续。所以按照国际惯例，至少应该把养老保险划分为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基本养老保险现收现付。全国人民不分身份、职业，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资格缴费参保，由政府负责保障基本生活需求。这一层面要讲公平，从国家领导人到偏僻山村的老农民，待遇应该基本在同一水平上。基本生活需求是可以定量的，可以按生活必需的商品和服务来计算，然后区分地区差别，再按物价指数逐年调整。

　　第二个层面，补充养老保险，或称职业年金。职业年金采用个人账户储备积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和能力，自愿参加。由政府立法监督，但由市场运作。政府指定有资质的银行、保险公司或其他金融机构参与运营，用人单位按职工的意愿选择承保机构，签订协议，并允许退出和重新选择。

　　当然，还可以发展在政府政策支持下的个人养老储蓄、购买商业保险等方式作为养老时的资金补充。

　　按这样的思路设计养老保险制度，也避免了在“双轨制”(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三轨制”(再加上党政机关)、“四轨制”(再加上农村)上纠缠不清。

　　因为按这个目前公众很热衷的思路去“改革”，可能难以找到出路，反倒会造成社会分裂。只有瓮底抽薪，才能革除旧弊，变法维新——其实上述思路在中国社会保障理论界是颇具共识的。

　　(2013年《财经》年刊唐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