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近日，李克强总理表示，围绕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特别是协调推进“新四化”，发展和提升服务业，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

　　“新四化”的新表述，无疑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对现阶段突出矛盾的一次求解。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常修泽认为，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涉及产业结构问题;信息化是创新驱动，属于要素投入结构问题;城镇化涉及需求结构。要实行“新四化”最重要的还是进行体制改革。

　　积极推进城镇化扩大国内需求

　　《经济参考报》：李克强总理在最近的讲话中，多次提到城镇化是最强的内需潜力所在。城镇化对拉动中国经济会产生多大的作用?未来应如何推进城镇化?

　　常修泽：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G D P总量为3600亿，2012年达到51.9万亿。今年政府制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是7.5%，一季度达到了7.7%。我估计，今年G D P的增速可能将达到，甚至超过8%。由于国际经济环境有一定回暖，2013年的经济形势总体上比2012年要好。

　　中国经济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增长质量问题。如何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呢?首先要搞清中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目前，我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主要表现为五大结构性矛盾突出。第一是需求结构问题，表现为内需不足;第二是产业结构问题，表现为结构不合理;第三是要素投入结构问题，主要表现为在近30多年，主要靠劳动、资金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第四是城乡区域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为二元结构;第五是资源环境矛盾突出。

　　针对这五大矛盾，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五个更多。第一是使经济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拉动。第二是更多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这是产业结构问题，也是产业方面的诉求。第三是要素投入结构转变的问题，需要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第四是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来推动。第五是更多依靠城乡区域发展协调互动。五个更多，最后都落在一个“动”字，拉动、带动、驱动、推动、互动。

　　中国经济结构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这里边第一位的是调整需求结构。

　　投资、出口和消费是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但是近几年来，居民消费这驾马车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呈快速下滑的趋势，居民消费率只有35%。而投资率增长迅猛，尤其是近几年，严重挤压了消费率，另外出口这架马车也不断挤压消费。

　　横向来看，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不仅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也远远落后于处于相同阶段的发展中国家。

　　居民消费率偏低是一个大问题。因此，今后几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居民消费率拉高，这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第一位的问题。

　　居民消费率提高到多少才合适?在政府制定“十二五”规划时，我建议，在“十二五”期间要把最终消费率从49%提高到55%，这里既包括居民消费也包括政府消费。其中，居民消费率要从35.4%提高到45%。然后，再用五年的时间把居民消费率再提高10个百分点。

　　假定采纳这个建议，每年居民消费率需要增加2个百分点，也就意味着每年净增加1万多亿居民消费需求，五年就是5万多亿。如果真把这5万多亿的消费需求刺激起来，那么，大量的工厂就会有活干，企业任务就会更饱满。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增加。中国的发展必须要转而依靠内需，若中国的居民消费一年增加1万多亿，加上原来的基数，将给经济增长提供一个巨大的空间。

　　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我们更需要高度重视“四化”同步里的城镇化。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李克强总理反复讲最大的内需在城镇化，最大的潜力在城镇化。

　　那么，城镇化本身的诉求是什么?

　　1979年全国城镇化率为19%，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2.6%，但是这个口径是按城镇常住人口(半年以上)来统计的，如果从人的发展角度来说，中国的城镇化率仅为35%(户籍人口)。远低于52%的世界平均水平。

　　我在《人本体制论》中指出，城镇化最深刻的本质，是人的城镇化。人是不是享受了城市的文明?是不是融入了城市?是不是跟城里人一样，享受到了城市提供的各种福利?孩子能不能跟城里孩子一样上公办的小学、初中?能不能像城里人一样到医院用医保就医?

　　下一步应该研究如何真正实现人的城镇化的进程。若按照每年1-1.5个百分点来测算，将农民工真正变成市民，在十年内争取达到45%-50%左右，20年争取到60%-65%左右。基本实现人的城镇化大约需要20年。

　　优化与提升产业结构势在必行

　　《经济参考报》：要实现“新四化”中提到的新型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目标，二者未来发展道路如何走下去，发展重点应放在哪些领域?

　　常修泽：我认为，农业要升级实现现代化;工业要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和新型工业化密切联系，虽然不包括在新“四化”之中，仍然是优化结构的战略重点。

　　从1978年和上世纪80年代初期，农业增加值占国内G D P的30%甚至更多，2011年和2012年农业增加值比重在10.1%。可见，我国农业增加值比重不断下降。这种变化反映了我国工业化的进程在加快。虽然农业比重小了，但是农业版块增加值的绝对值大大地增加。上世纪80年代初期，G D P总量是3000多亿，农业增加值的比重是30%，大概是1000多亿;2012年我国G D P总量是51.9万亿，农业增加值比重是10%，大概5万多亿。农业自身的体量在增大，但是因为蛋糕做大的缘故，其比重就缩小。这几十年，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一直保持在40%到50%之间，第三产业是发展最明显的地方，这也是一个基本态势。未来农业要升级，实现现代化，主要依靠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创新。

　　从国务院的相关文件可以看出，与新型工业化相关的就是要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2012年5月30日，国务院出台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录》，包括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当然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可以推进传统产业的改造。

　　我认为，今后发展的战略重点应该是优化服务产业结构，尤其是发展与新型工业化相关的服务业。从国家来说，优化结构的战略重点也是发展服务业。

　　服务业比重的高低是衡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标志之一。目前，我国服务业的比重为44.6%，我估计未来几年，每年至少要增加0.8个百分点，甚至要增加1个百分点，五年后我国服务业的比重将达到49%，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将名列头牌。用不了十年时间，服务业的比重要超过50%。服务业将成为最大的产业。

　　服务业主要发展什么?我曾在2010年、2011年这两年参与了国家服务业发展规划的研究。2011年9月，李克强同志约几位专家到中南海座谈，主要讨论服务业发展规划怎么做，怎么发展。经过研究讨论，最后提议双线推进，一条线是发展生产型服务业，另一条是发展生活型服务业。

　　生产型服务业主要包括八个方面。第一个是金融服务业。金融服务业的组织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基金公司、信托公司等等。我国国有金融业发展的势头十分强劲，工、农、中、建、交等几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几乎控制了整个中国金融的命脉。前年，这几大行净利润达到1万多亿。不过，他们的利润主要来自于存贷款的利差，一旦利率实现市场化，利差必定缩小。

　　我认为，开放民间金融，允许私人办银行的势头是阻挡不住的。下一步改革的重点是要培育草根性的金融组织，需要允许私人银行进入。

　　除此之外，生产型服务业还包括现代物流产业、交通运输业、技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设计咨询服务业、人力资源服务业和节能环保服务业等等。

　　第二个类型就是生活型服务业，也包括八个方面。主要有商贸服务、旅游业、居民服务、文化服务业、体育健身表演等服务业、房地产服务业、市场化的教育培训和医疗健康服务业。尤其要注意健康服务业。在美国，包括健康保险、生命保险在内的健康服务业已经成为第一大产业。而中国的健康产业产值比重才达到5%左右，跟美国相比相差甚远。老百姓在解决温饱，实现小康以后，下一步的追求肯定是健康。特别是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加剧，养老问题提上日程。这种需求缺口将会越来越大。

　　信息化将带来巨大社会变革

　　《经济参考报》：人们对“新四化”中的其它三化都比较熟悉，但是对信息化的概念好像仍不是十分清晰，那么，信息化对中国经济发展意味着什么?

　　常修泽：过去30多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几方面红利，其中最大的红利就是廉价劳动力红利，也叫人口红利。由于劳动力众多而且便宜，中国经济获得了大量红利。未来随着老龄化加剧、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中国经济更多的将依靠技术和改革。

　　1997年，我到哈佛大学去参加国际会议的时候，第一次系统性地听到“信息革命”这个理论。在哈佛，我读到布鲁克斯的一篇文章。他说微处理机是自2000年前出现阿拉伯数字以后最重要的进步。他有一句俏皮话“鼠标是自有老鼠以来最重要的发明”。可见计算机的发明是多么重要。

　　眼下人类正在经历，或者正在孕育着第三次产业革命。

　　第一次产业革命以蒸汽机作为标志。瓦特发明蒸汽机以后，以蒸汽带动机器，随后就有了火车和轮船，人类自此进入工业革命。后来电的出现，包括1945年计算机的出现，将人类带入第二次产业革命。眼下我们正在面临着第三次产业革命。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内容是什么?是信息和智能，智能时代即将到来。这次的革命与过去是不一样的，这次是3 .0版，中国经济需要升级了，由2.0版升到3.0版。

　　由美国学者维克托和肯尼斯合著的《大数据时代》。这个大数据其实就是海量的信息。那么海量数据出来之后，我们就要想办法去挖掘这些信息。这本书的副标题是“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就是随着信息化、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每个人的生活、工作和思维都或先或后发生变革。这不是一般的变革，是大变革，是当今人们文明的最新潮流。

　　我最近主笔的一本书《创新立国战略》，主要思想就是针对这场重大的变革。既然人类出现这么一场新的变革，中国应该怎样面对和利用?中国的立国战略需要调整。我们不应该再走加工立国战略，做西方国家的加工基地，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走创新立国的道路。

　　怎么创新?主要在国家、产业和企业三个层面建立创新体系。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产业、企业都需要考虑怎么样创新。

　　关键要建立保障创新的四个支柱。

　　第一大支柱是培育创新型人才。第二是发展创新型教育。第三是保护知识产权。创新型社会需要保护创造者的知识产权。科研人员辛辛苦苦用了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研发出来的新产品，如果剽窃者只花点滴时间就给剽窃过去，谁还愿意去进行创造和发明，搞研发?所以，我们在鼓励创造的同时，还需通过制度的设计保护知识产权。第四是对相关配套制度进行改革。如财政体制、税收体制、金融体制的改革等。

　　中国最大的红利还是改革

　　《经济参考报》：您刚才谈到了“新四化”发展的路径和美好前途，如何才能保证“新四化”目标顺利实现?

　　常修泽：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体制改革。

　　最近，李克强总理多次谈到，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人们也非常迫切呼唤改革。为什么?因为劳动力红利少了，靠污染环境的红利没有了，靠耗费资源的红利也没有了，只有从改革当中深挖红利，而这里面的红利依然非常丰富，制度的红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只有把人解放出来，把生产力从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束缚下解放出来，才能够创造无尽的财富。这些都要靠制度创新。

　　我认为，新时期改革战略主要包括三点：

　　第一，双线均衡。今天，中国的情况很复杂，好比两边都是悬崖。一边是倒退的悬崖，如果不加防范，就会掉下去;另一边是由于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对立，可能出现的社会动荡的悬崖。

　　怎样在保证社会稳定的同时进行改革?我觉得，中国下一步应实施大均衡的改革战略或者叫再平衡的改革战略，就是要寻找改革的最佳均衡点。在市场化和公正化之间找到均衡点。一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动摇，另一方面要实现社会公正化，把社会公正作为一条指导性原则。

　　如果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叫做“在两个鸡蛋上跳舞”。市场化是一个鸡蛋、公正化是另一个鸡蛋。要学会在这两个鸡蛋上巧妙地找到均衡点来跳舞，不要把任何一个鸡蛋踩破。踩破市场化这个鸡蛋，必然出现倒退;踩破公正化这个鸡蛋，必然会动荡。

　　第二，要寻求一种崭新的产权制度安排。所谓“天上的产权”就是环境产权。各地搞生态建设，实际上是改善环境，减少碳排放。我认为，环境产权角度要有新思维，现在有些地方鼓励农民种树，这是很有眼光的。可以搞试验，大力鼓励农民种树。农民一年新种一棵树，给一块钱，种一万棵，给一万块。树长大后属于农民。种树减少了碳排放，给人类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农民卖的是环境产权。如果老树养得好，还继续在减碳，还可再补五毛钱。一年年往下滚，老树维护一棵，保活，给五毛;新树增一棵，给一块。这样就可以大大激发种树农民的积极性，最终达到低碳的目标，提高负氧离子含量。

　　习近平同志说，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我认为，还可以补充两点，第一，它是最大的公共品。第二，它同时也有价值，也有产权。

　　长期以来，人们都没有意识到“天上”是有产权的。自从“碳”出来后，人们意识到“碳”是有产权的。除了环境产权，还有各种各样的资源产权以及人的产权。人是有产权的。技术人员有技术产权，管理有管理产权。因此要有一种新的思路，天、地、人合的产权思路。

　　第三，像奥运会的五环那样，实现“五环”改革。

　　第一是经济转型。第二是政治变革。第三是社会共生。现在中国社会已经分成不同阶层，穷人，富人，中等收入群体。对于三个阶层要有不同思维，首先，穷人不能再穷;其次，富人不能出走。富人出走的原因很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对你的政策、路线、前景有看法;最后，中等收入群体必须扩大。中国的发展稳定要依靠中等收入群体，当前，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只有25%-30%。如果能扩大到七成，他们就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主体，国家也会稳定下来。第四是文明交融。美洲文明、欧洲文明，亚洲文明等各种文明，一定要交融，不要排斥，保持一种包容的心态。第五是天人合一。构建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真正实现祖先说的“天人合一”，这是最高境界。现代生态田园城市或生态基地，实际上就是一个天人合一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