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屠光绍就上海“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一年多以来的情况，接受中央和上海市媒体的联合采访。他透露，“营改增”实行以来，上海区域内合计减税约200亿元。2012年以来，上海成功实现了“1+6”试点行业从原营业税税制向增值税税制的顺利转换，将增值税征收范围覆盖到了试点行业所有的货物和劳务。截至今年2月底，全市共有16.4万户企业纳入了“营改增”试点范围，比年初的11.8万户新增了4.6万户，其中新增试点服务项目的企业为2万户，新办企业为2.6万户。

　　企业总体税负显著下降

　　上海试行“营改增”后，实现了从原来“道道征收、全额征税”的营业税税制，向具有“环环征税、层层抵扣”特点、仅对生产经营各环节“增值部分”征税的增值税税制的转变，通过进一步打通、延伸和拉长货物与服务之间、各环节之间、各行业企业之间的增值税抵扣链条，从制度上根本解决了货物与劳务税制不统一、不协调和营业税重复征税问题，进一步建立健全了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税收制度体系，为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推进上海“四个中心”建设，提供了及时有效的税制保障。

　　从2012年以来的试点总体情况看，在“营改增”试点的推进过程中，有效地降低了试点企业的总体税收负担。与原营业税制相比，实施“营改增”后，一是小规模纳税人的税负明显下降，二是一般纳税人的税负整体下降，三是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税负普遍下降。上海市区域内合计减税约200亿元。

　　引导转型效应明显

　　据统计，2012年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首次达到60%，比上年提高2个百分点。其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发展进一步加快，增速达到16.5%。

　　税制改革在引导产业转型方面效应明显。现在，上海不少企业把过去集中在一个大企业内的若干个服务业进行剥离，把研发、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单独脱离使之成长。细化分工让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获得了更大空间。改革试点也促进了试点企业的创新转型。实行“营改增”改革后，试点企业着力加大发展规划、产品技术和管理制度的创新力度，加快建立与增值税制度改革要求相适应的企业发展模式和经营方式，并以此为契机，着力整合业务资源、拓展市场空间、创新服务领域，延长产业链条，切实在创新中实现转型，在转型中提升能级。

　　服务业迅猛发展

　　上海试行“营改增”后，试点企业的设备更新力度明显加大、就业稳步增加。据对近2000户试点企业抽样调查，2012年上海市“1+6”行业试点企业的设备更新升级意愿不断增强，试点企业设备采购金额同比增长达到136%。进一步拓宽了“1+6”行业试点企业的服务领域。

　　服务贸易出口总量也在继续扩大。据对近2000户试点企业抽样调查，2012年“1+6”行业试点企业紧紧抓住国家对服务贸易实行出口退税或免税政策的新机遇，着力提升服务贸易出口规模，境外客户合同数量同比增长7.13%，境外合同金额同比增长15.23%，服务贸易出口总量继续扩大。2012年前三季度，上海市服务贸易出口总额达373.2亿美元，占全国比重近1/4。

　　此外，试点企业的市场辐射能力进一步增强。据对近2000户试点企业抽样调查，在全市市场销售增速回落的情况下，试点企业的客户数量、营业收入、利润分别同比增长了7.45%、19.8%和19.3%。

　　值得一提的是，跨国公司落户上海的意愿明显增强，各类投资和生产要素向现代服务业加速集聚。2012年，上海市新认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50户、投资性公司25户、研发中心17户，总部经济的集聚效应初步显现。

　　下一步扩围已有预案

　　今年8月1日起，“营改增”试点将在全国择机推广，并将铁路运输和邮电通信等行业纳入试点行业范围。

　　上海已经开始研究下一步试点。比如对邮电通信业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分析和测算，根据掌握的情况，及时准备预案。并准备了在试点中可能出现的相关建议，及时和国家有关部门沟通，使得启动扩围时能准确充分执行。

　　不过，上海在“营改增”试点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亟待改革扩围来解决。比如“行业局限”成为少部分现代服务业试点企业税负有所增加的主因。目前，纳入上海市“营改增”试点范围的“1+6”行业仅仅涉及原营业税九大类行业中的“1.5个行业”，由此导致“1+6”行业的抵扣链条不完整，抵扣项目较少，使得部分现代服务业试点企业因此出现了税负有所增加的情况。“地区局限”则成为部分交通运输业试点企业税负增加较多的因素。交通运输业企业大多具有跨省市经营的特点。实行“营改增”后，交通运输业试点企业购买外省市物流辅助服务等业务，因兄弟省市未纳入试点范围，其物流辅助服务企业不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使得试点企业增值税的进项抵扣链条不完整，导致部分试点企业税负增加较为明显。但是随着试点范围的扩大，这些问题都将会在实践中得到解决。

　　据悉，上海将继续跟踪研究试点企业及行业税负变动趋势，密切关注试点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着力从税制上研究完善相关政策措施，更加注重构建有利于促进完善“营改增”试点政策的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