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李成贵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三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央明确了“三农”在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地位，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判断，确立了统筹城乡和“多予少取放活”政策取向，连续颁发了九个一号文件。今年，第十个中央一号文件继续锁定“三农”，并且确定了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主题。就今年一号文件颁布的背景以及如何解决“三农”深层次问题，人民网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成贵。

　　他指出，中央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新时代的重农思想、理论体系和政策实践。促进了公共财政向三农倾斜，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初步形成了强农惠农富农的政策体系，从而揭开了“三农”的新篇章。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这是站在历史与希望之间的现实选择，是科学发展观的突出体现，是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合理调整，是促进社会正义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政府意图伦理和责任伦理的有机统一。

　　一、十六大以来的巨变

　　党的十六大以来的10年，我国的三农战线捷报频传，精彩纷呈，农业经济繁荣，农村社会进步，农民收入增加，可以说是朝着现代化的方向迅跑，成为继改革开放初期之后的又一个黄金时期。

　　最大的变化，就是中国在一个人口超过非洲和拉丁美洲总和的国度，成功地养活了她的人民。不仅粮食连年丰收，创造了奇迹，而且绝大多数的农产品都有了大幅度增加，“舌尖上的中国”有了丰富的原料，人民的饮食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对于我们这个对饥荒有着深刻历史记忆的民族而言，这是最值得自豪的成就，堪称伟大。

　　在农业产出大幅增加的背后，是农业自身现代化水平的显著提升，比如，从微观主体和经营规模看，全国土地流转面积达到2.28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17.8%;生猪、肉鸡、蛋鸡规模化养殖比重分别达到64.5%、85.7%和78.8%。平谷正大300万只蛋鸡场，每个鸡舍养鸡在16万只以上，一个工人可管理2个鸡舍，代表了世界最先进的水平。

　　从生产方式和增长贡献看，技术装备已经成为农业发展的决定力量，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和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均超过50%。过去农民种地很累很辛苦，现在劳动强度大为降低。

　　从农业功能和产业链条看，经营领域与产业体系不断拓展完善，农产品加工率超过50%。

　　诸如此类的变化，都说明我国的农业正在发生重大转折，它不再是低水平均衡(舒尔茨)，不再是过密型增长(黄宗智)，也不再是零利润习俗经济(哈耶克)。

　　农村同样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一方面，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迅速地改变着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不少地方的农民过上了“走平坦路、喝洁净水、上卫生厕、睡节能炕、住保温房”的新生活。另一方面，随着公共服务向农村的延伸，农村社会事业也有了巨大的进步。“上学不缴费，看病不算贵，养老靠社会。”广大农民开始享受到了公共财政的阳光，已不再是“沉重的主体”。

　　再一个重大成就，就是农民收入的连年快速增长。农民向来朴实无华，最看重的就是增收。这些年农民普遍感觉到，他们的廉价劳动力地位正在悄然变化，欠薪少了，社保开始被重视了，工资也明显提高了。2011年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比重达到42.5%，已与家庭经营收入相差不多。

　　二、转型发展中的三农问题

　　对于十六大以来三农的长足进步，我们躬逢其盛，引以为幸。经过10年的探索实践，可以说三农发展的方向已经明确，但必须承认道路依然漫长。“形气转续,变化而嬗”，纷繁复杂的三农领域还有诸多难题、深层的问题需要认真研究和切实解决。

　　1、农业的小规模、兼业化问题突出。根据FAO数据库资料，2006年日本农民人均土地经营规模是我国的7倍，韩国是我国的4倍。近年虽然我国土地流转有所加快，但农业小规模和兼业化经营仍然是普遍形态。这样的基础之上是无法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经济史实证明，通常情况下一个产业只有在专业化和规模化经营的情况下，才能达到平均利润，才能实现现代成长。我们对小农经济的局限性和落后性，要有足够的认识。其实，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对此早已有明确的论述。

　　2、农产品市场波动剧烈，农民从事种养的风险大，有时靠撞大运。“农民兄弟不用怕，政府有个保护价”，由于有最低收购价托底，粮食生产的市场风险相对很小，但对于占农民家庭经营收入半壁江山的畜牧业和水果、蔬菜等的生产，宏观调控还没有有效地控制风险之策，农民要复一年地面临着市场风险的考验。

　　3、要素市场发育严重滞后。相对于产品市场而言，我国农村要素市场发育明显滞后，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的使用权还没有实现物权化，农村金融服务十分薄弱，农民获得贷款难度大。

　　4、农民流动带来生机，但农村缺乏生气。目前有1.59亿农民外出打工，创造了收入来源，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城乡融合，但也带来了不容小视的问题，主要就是导致了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的大量出现，导致农村缺乏生机活力。调查发现，现在农村空心化，房屋闲置化，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有的村庄农民打麻将“三缺一”，甚者“一缺三”。这种情势与现代文明建构以及农村健康发展的要求不符。

　　另外，新生代农民工很少有人愿意回到农村居住，他们绝大多数都在县城买房。现在是很多地区农村女孩出嫁时，一定要求男方在县城买楼房，成了男方家长非常沉重的负担，对农村的社会生活影响很大。

　　5、农民的转移性收入太低。2009年OECD国家农民毛收入中有22%来自财政补贴(折算纯收入应在50%以上)，2010年日本农民纯收入中有63%来自政府。而目前我国农民纯收入中转移性收入只有8%，说明还有很大空间，需要更为有力的财政政策。

　　6、区域发展不平衡。发达的经济体和成熟社会是不会允许明显的区域不平衡存在的，但目前我国各地农村的差异非常之大，发达地区与西部贫困地区农村至少相差20年。因此，解决贫困地区的基本民生问题，促进区域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有机统一，面临着艰巨的任务。

　　三、旧邦新命：开创三农发展的新时代

　　1、全球视野下三农发展的宏观背景。目前，我国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统计标准，已经属于中等发达水平(人均GDP在3000-10000美元)，进入了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在新的阶段，传统的发展模式和治理模式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绿色、生态、环保、可持续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调，转变发展方式成了内生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民众对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均等化利益诉求更加强烈，他们“为福利而问责”，“为自由而限权”，对起点不公平和过度竞争两方面的抗争也趋于活跃。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指出：“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三农问题不单是农村内部的问题，而是全局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作为现代化短板的三农，如果解决不好，就会影响社会共识体系和秩序，加大治理成本，导致总体社会福利的损失。因此，必须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框架里，秉持公正社会契约的价值观，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广大农民的利益。

　　2、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思路：赋权+给钱。改革以来，三农发展经历了两个黄金时期。改革初期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主要是赋予了农民土地使用权、进入市场的权利和自由流动的权利等三项权利，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民被管得太严捆得太死，这三项实质性权利解放了农民，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十六大以来的三农黄金时期，则主要是因为政府在农业补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社会事业三个方面大幅度地增加了投入，通俗讲给了农民三方面的钱，在过去长期剥夺农民、农村发展欠账巨多的情况下，大幅度增加投入同样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综合考虑过去的经验，要使十六大以来三农发展的好形势得以巩固和持续，使目前正在经历的黄金时期常态化，基本思路应该是清晰明确的，即一方面要对农民进一步赋权，特别是要搞好顶层设计，清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下形成了法律法规，赋予农民更加充分有保障的土地财产权利和更加充分有序地参与社会治理的权利;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地增加三农投入，集中力量统筹城乡，集中资源聚焦三农，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每一寸土地、每一位农民。

　　3、扎实推进各项重点工作。

　　第一，加快推进适度规模经营。钱克明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我国正处于大量农村青壮年转移进城、土地租金不断上涨、农民对土地增值预期不断增强的关键时期，如果不能及早抓住时机，促进土地流转,培育现代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最佳时机可能稍纵即逝，未来‘谁来种地、谁来养猪’可能成为永久难题。”我国从1980年代就提倡适度规模经营，但总体进展缓慢，现在必须要有紧迫感，制定比以往20余年更为积极的政策措施。

　　从国际上看，美国采取了“规模化专业化农场+经营性社会化服务+政府支持”的资本密集土地密集劳动节约型发展模式。西欧采取了“中小专业化农场+经营性和互助性社会化服务+政府支持”的中间型发展模式。日本则采取了“兼业化小农+互助型社会化服务+政府支持保护”的资本密集土地节约劳动节约型发展模式。汲取国际经验和教训，结合本国国情，我国应将“专业化的家庭适度规模经营+社会化服务+政府支持”作为主导模式。

　　为推进家庭适度规模经营，建议在现有农业补贴之外，尽快实施农地流转补贴，对出让农地的农民给予补贴。这在实质上等于国家承担了一部分地租。

　　第二,加快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是要建设“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相映成趣的新型城乡关系。在这个格局中，农村肩负着传承乡土文明，保持田园风光的职责。但是，必须看到，一则有的村庄只有二、三十户人家，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成本很高。再则，由于青年农民一批批地离开农村，老年农民一批批地离开人世，村庄空心化的趋势将越来越严重。这就指明，在科学规划管理的前提下，推进村庄的适度的集中，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正确选择。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最为困难的是资金平衡的问题，那些大量存在的区位相对较差的村庄，如果没有体制创新，不靠市场机制，在相当长时期都没有能力建成新型农村社区，就是说解决不了动力机制问题。成都提出的“全域成都”，重庆实行的“地票”，最值得肯定的地方就在于通过增减挂钩的方式，一定程度上调节了级差地租的收益分配，解决了相对偏远地区土地不值钱和粗放利用问题。建议对各地增减挂钩试点做法进行科学评价，加以完善，在更大范围推广。

　　第三，加快完善乡村治理结构。今后一段时期，乡村治理结构有可能进入一个快速变革时期。适应现代政治文明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有必要对此进行深入研究，超前谋划。一是要延长村委会任期。目前，村民委员会3年换届一次，普遍反映时间太短，容易造成村庄内部的紧张和冲突，建议修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由3年一届延长到5年一届。二是在不断完善法治前提下，有序地发育社会组织。具体而言，包括各种行业协会、民间的公益组织、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同人团体、互助组织、兴趣组织和公民的某种自发组合，等等。今后一段时期，应明确提出社会责任的社会化，从根本上改变根深蒂固存在的社会责任政府化带来的紧张和矛盾。三是要适时稳妥地开展乡镇直选试点。温家宝总理去年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不仅要让农民按自己的意愿参加村委会换届选举，而且要更加重视扩大农民自治范围，完善与农民政治参与意识不断提高相适应的乡镇治理机制。”在党的领导下，适时开展乡镇直选，是农村民主演进的必然结果，是农民民主权利更为实质的体现。只有这样，“民主的蝴蝶”才会在乡村大地上翩翩起舞，才会真正实现由自上而下的压力型管理政府向自下而上的合作型服务政府的转变，才能解决干部只对上负责的痼疾，促使农村干群之间由农业税费改革前的紧张关系及至现在的相对疏离关系，进步转化为和谐的良性互动关系。四是全面推开省管县体制。也即实行市县分治，市不再是省与县之间的一级政府，这样可以减少管理环节，提高行政效率。在新体制下，县委书记要由省委组织部门直接管理，并且要享受更高的行政待遇和物质待遇，这样有利于其安心工作，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更好地发展县域社会经济。

　　“周虽旧邦，其命惟新”，相信有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有亿万农民的辛勤劳动，三农事业一定会更加繁荣，一定会谱写出更加辉煌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