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形势判断还是政策取向上说，和平发展都是中国的良好愿望。但为了不使其成为一厢情愿，我们必须保持一份清醒和冷静。这涉及对时代特征的基本认识。邓小平清楚地说过，“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后来，邓小平的这个表述逐渐被演绎成和平发展是时代主题乃至主流，而这种认识也成了作为政策取向的和平发展得以成立的外部条件。

　　苏联解体之后，在全球化的耀眼光环中，我们的世界观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些基本认识动摇了，淡忘了。事实上，我们仍然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只是迫使帝国主义从直接统治弱小国家的殖民主义形态变为间接统治的霸权主义形态，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形成的基本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没有改变。苏联解体也就是美苏之间的冷战结束后，一种前所未有的帝国主义即美国一国独霸全球的霸权主义基本形成，为巩固和扩展这种全球霸权，美国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发动了南斯拉夫战争、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一连串的霸权主义战争，充分证明了帝国主义及其变种霸权主义就是战争这一真理。

　　有人试图通过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和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乃至社会制度演变来消除战争危险，但这是十足的一厢情愿。制度趋同与避免战争毫无关系，融入现行国际体系根本不能消除战争危险。相反，两次世界大战都是首先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爆发的。我们避免、防止和推迟战争的唯一可靠出路就是使战争发动者认识到对中国发动战争无法获胜，无法获得比和平共处获得更多的利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战争之所以没有降临到中国头上，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做了充足的备战工作。

　　历史规律没有改变。每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部矛盾趋于尖锐的时候，战争的危险就趋于增大。现在就是这种时候。一方面，美国不甘心和平衰落，必欲用战争手段打击对手，维持霸权;另一方面，战后形成的世界秩序加速瓦解，原有的和平基础严重动摇，而这两方面的问题在东北亚表现得都特别集中，特别突出。对此，我们必须敢于直面危险的现实，而不能因果倒置，不能企图再忍几十年，等中国强大起来了再说。试想，你有这种企图，别人能给你时间吗。事实上，那些试图扼制中国的国家必然认为现在就是实现它们目标的最佳也是最后的战略机遇期。

　　所以，归根结底，我们要丢掉那些很容易在压力和威胁下演变为投降主义的和平主义和浪漫主义，立足于斗争准备，打仗准备。唯有如此，中国才有可能把和平发展维持得更长久一些。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