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在金融危机中处置银行不良资产的一种方式，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其资产处置任务实现目标后，都面临着转型的问题。我国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诞生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10余年来走过了一条并不平坦的发展道路，期间还经历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再次冲击。对于四大资产公司转型问题，相关层面自2004年起即已开始进行酝酿与探索，并于2008年进入实质性的方案设计阶段，但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而被迫推迟。随着最近两年经济形势的逐步企稳，四大资产公司转型问题再次被提上国家金融改革的日程。因此，有必要结合四大资产公司自身发展情况及当前宏观经济环境对转型问题进行再思考。

　　设立四大资产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处置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经营目标并不以商业营利为目的，而是最大限度地保全资产、减少损失。四大资产公司具有金融牌照，享有国家给予的许多特殊政策，如发行金融债券、从事资产及项目评估业务、实施企业债转股、向央行申请再贷款、税费优惠等。四大资产公司的资产主要来自 1999年收购的1.4万亿元政策性不良资产和 2004—2005年收购的1.2万亿元商业性不良资产。这些资产按行业、地域、质量和规模等情况进行了打包，并以资产包为单位进行接收与处置。这些资产种类繁杂，包括了债权、股权、实物、无形资产等各种形式，其中以债权、股权为主。

　　四大资产公司在当初收购母体银行剥离的政策性不良资产时，采取的是等额剥离的形式。双方的资金清算方式是资产公司承接母体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即一方面母体银行消减其在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另一方面资产公司增加在中央银行的再贷款。到2006年年底，经过6年多的处置，四大资产公司最终实现的平均回收率约在10%左右，收购成本和回收现金之间形成巨额的资产处置损失，再加上再贷款利息支出，这些都造成了四大资产公司巨额的账面亏损。2004年后，在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收尾的时候，四大资产公司进行了大规模的商业性不良资产收购。至2006年末，四大资产公司累计处置政策性不良资产10793亿元，累计回收现金1867亿元，现金回收率17.3%，基本完成了财政部下达的政策性不良资产处置目标，并进入到商业性不良资产的处置阶段。但由于资产可持续经营性、保值增值能力、再贷款还款压力等问题的存在，四大资产公司的商业化转型还存在着一定的障碍。

　　国家对四大资产公司存续与转型问题的政策经历了一个“由限定十年存续期，到允许商业化转型，再到区别对待各家转型”的调整过程。2008年，财政部牵头成立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型改革发展工作小组”，负责推动四大资产公司商业化转型工作，后因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而延后。2010年，四大资产公司转型改制试点工作再次启动。根据国外的相关经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转型主要有受托资产处置、投资银行、金融控股等三个方向。信达率先作为试点获批完成了改制，这标志着四大资产公司商业化转型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随后，国家又批准了华融的改制方案。目前，四大资产公司都已初步将金融控股确定为各自转型的主要方向，并开展了积极的探索，如信达旗下已拥有信达证券、幸福人寿、信达澳银基金、信达财险、信达期货、金谷国际信托、信达金融租赁等平台;华融旗下已拥有华融金融租赁、华融证券、华融国际信托、华融期货、华融湘江银行、华融渝富股权投资基金等平台;东方旗下已拥有东兴证券、中国外贸租赁、大业信托等平台;长城旗下也已拥有长城控股、长城资本、天津金融资产交易所等平台。这些探索都为四大资产公司的转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基于上述情况，结合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宏观经济环境，笔者对四大资产公司转型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现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应部分保留。从国内外经验来看，每一轮投资热潮往往都会不同程度地产生不良资产。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我国政府及时地推出了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实施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信贷规模大幅提高。这一特殊举措对于抵御金融危机显然是必要与及时的，但也有可能导致出现资产泡沫膨胀和部分行业投资过热的现象，并产生新的不良资产。新的不良资产出现将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会是一个逐步显现的过程。因此，资产公司应该部分保留下来，而不是在完成现有政策性任务后全部关闭。

　　二是坚持差异化转型，避免同质化业务竞争。从战略层面考虑，如果四大资产公司全部保留并统一转型为新的金融公司，则实质上等于多了四家具有相同业务领域的国有金融企业，这将会激化同业竞争、造成资源浪费，不符合国有经济布局调整的要求。因此，国家应统筹安排四大资产公司的转型工作，坚持差异化业务转型，避免同质化业务竞争，而对于无法实现差异化经营的公司，应考虑进行合并。

　　三是基于业务协同的考虑，首选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资产公司在商业化收购不良资产时通常需要融资，银行显然是资产公司不可或缺的融资平台。同时，银行自身经营所产生的不良资产又是资产公司的重要目标资源。另外，资产公司的金融控股平台和投资银行体系具有较高的业务灵活性，是目前银行所不具备的稀缺性资源。因此，资产公司与银行之间的资本战略合作将产生巨大的业务协同空间，银行将是四大资产公司股份制改造中首选的战略投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