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公众对人口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劳动力短缺”、“老龄化”和“养老”问题。中国因特殊的国情、国策使得这些问题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为了让广大党政干部更深入了解这些问题的特点、根源及应对之策，我们特别采访了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先生。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当前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特点及发展趋势是怎样的?推动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因素有哪些?

　　蔡 昉：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我国实行了以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为目标的计划生育政策，加上改革开放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方向作用，中国得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实现了从 “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与这种变化相伴随的则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老年人口比例迅速提高。

　　从整体趋势看，中国的老年人口比例将持续提高，而且提高的速度将加快，与此同时，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提高速度将趋于减缓。从2010年始，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开始负增长，预计在2010年—2020年的10年间，这个年龄的人口将减少2934万。与此同时，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2010年为13.3%，预计在2020年将达到17.6%。

　　推动我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的主要因素，是生育率从很高的水平，在短期内降到很低的水平，随后长期处于这个低生育水平上。根据联合国数据，中国总和生育率(即妇女终身生育的平均孩子数)多年以来即为1.4，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毋庸置疑，中国已经当之无愧地跻身于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特点与发达以及发展中国家相比，有何特殊性?

　　蔡 昉：迄今为止，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特点是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大、比重高，保证了劳动力供给的充足性，创造了高储蓄率的条件，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期间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口红利。按照我们的估算，人口抚养比(即少儿和老年依赖型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率)的下降，对1982年—2000年期间人均GDP的增长，作出了26.8%的贡献。但这个“人口红利”正在减少。“人口红利期”也可以叫做“人口机会窗口”，通常用人口抚养比结束其下降趋势的时间来表示，抚养比的计算定义是：把16岁以前和65岁以后的依赖型人口做分子，把16岁到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做分母，计算两者的比率。我们看一看中国的特殊性何在?日本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的时候已经遇到我国今天的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的情况，“二元经济”最显著特征即劳动力无限供给开始消失，发展经济学家把这个变化叫做“刘易斯转折点”。韩国则是在1970年前后迎来这样的转折点。

　　假设我们今天遇到了这样的转折点(我更倾向于认为发生在2004年)，来跟其他亚洲国家就“人口机会窗口”的关闭做比较。首先，日本人口红利消失是1990年之后，人口抚养比随后开始上升。其次，韩国在2013年几乎和中国一起，人口窗口关闭，或者说人口抚养比降到最低点，然后迅速失去人口红利。泰国人口红利的消失时间，也和我国几乎是重合的。但是我们目前人均收入水平距离日本1990年的水平以及韩国目前的水平，仍然有着巨大的差距，2010年我国人均GDP只是韩国的25%，甚至也低于泰国的水平。最后，再看一看比我们收入水平低的印度、越南，他们还有若干年人口红利可以收获。总之，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在我们前面还是在我们后面的国家，都可能有显著的比较优势，或者在资本和技术上，或者在劳动力上，但是我们人口机会窗口关闭太早了，新的比较优势窗口尚未开启。

　　按照规律，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然而，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特别是后者效果为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情况下实现的，相对来说，它不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这使得中国的老龄化与其他国家经历的老龄化有巨大的不同。也就是说，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的情况下，实现了人口转变过程，过早地迎来了人口老龄化，产生了其他国家未曾遇到的问题，构成特殊的政策挑战。这整个变化轨迹将形成中国“未富先老”的特征性画面。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如何理解“未富先老”?“未富先老”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意味着什么?

　　蔡 昉：这几年我国老龄人口迅速增加，2000年65岁及以上人口已经占全部人口比重的 6.8%，2010年已经达到了8.9%，按照传统的定义，即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就是老龄化社会，目前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速度却在下降，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已经从“倒U字”的上升期过渡到下降期，人口红利消失，人口抚养比从2013年开始将止跌反升。也就是说在“十二五”时期，中国就将失去充足劳动力供给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我国依旧属于发展中国家。在较低人均收入水平上发生这样的人口结构变化，可以形象地称之为“未富先老”。“未富”意味着，我们并不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一下子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得到足够显著的比较优势。“先老”即人口年龄结构的迅速变化，使我们的要素禀赋发生了变化，劳动力变得昂贵了，资本似乎便宜了，但资本并未成为丰富的要素，丧失了原来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

　　说中国社会“未富先老”不可简单理解为老年人多了，需要补充人口。“未富先老”是指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尚低的情况下，就迎来了较高的老龄化程度，以致形成经济增长减速、养老保障体系不健全和资金不足等挑战。一般而言，劳动年龄人口增量减少伴随高速经济增长，会共同导致普通劳动力的短缺从而导致工资上涨，也就是常说的“刘易斯拐点”。劳动力成本提高，原先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比较优势就必然会相对弱化，这意味着产业结构要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升级。就中国的实际国情来说，人均收入刚刚跨入中等偏上水平的发展阶段，物质资本积累上尚不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劳动力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上与发达国家仍有着巨大差距，因而无论是在资本还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上，中国都不具有比较优势。这也就意味着“未富先老”的中国失去人口红利之后，经济发展可能逐渐失去原有的比较优势，在短期内却不能获得新的比较优势，从而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从这个角度讲“未富先老”是中国经济在“十二五”时期所面对的特殊挑战。最大的挑战就是人口的机会之窗过早关闭的情况下，全要素生产率无法提高，经济的强劲增长难以保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也是不错的。但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其实很大程度上还是得益于资源重新配置。劳动力的流动，实际上是构成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部分。仅仅是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对1978—1998年期间GDP增长率的贡献份额就达到21%。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从而转移速度的减慢，劳动力重新配置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渐淡化。目前经济保持高增长率的主要因素是资本的投入，其实全要素生产率对这一段时间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下降的。所以“十二五”期间要想保持经济增长速度，必须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方面下工夫。深化体制改革，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加强技术创新能力，从而提高技术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改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也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手段。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针对“未富先老”的困境中要“富”的方面，有何具体的政策建议?

　　蔡 昉：目前政策选择最重要的立足点是，如何在最大限度延长既有比较优势、避免休克式调整的前提下，进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的正确轨道。具体来说：

　　一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向内需拉动型。一方面，在中等收入阶段，由于比较优势的变化，外需的减少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伴随着资源禀赋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调整本来可以以渐进的方式进行，但是，由于世界性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复苏缓慢，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调整也趋于降低主要进口国家的需求，美国“无就业复苏”及保护主义抬头，也将抑制中国出口的增长。因此，中国经济面临着过于紧迫的调整任务。既顺应发展阶段变化的客观要求，也为了应对这个特殊的国际经济变化趋势，中国经济只有转向以内需，特别是最终消费需求拉动的增长模式，才可能实现再平衡，获得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内需与目前的生产结构和产业结构，以及资源禀赋仍然是适应的，这样使产业结构调整不至于采取休克的方式或过于剧烈，从而可以避免出现比较优势真空的状态。内需扩大可以继续利用现有产能，为产业结构调整赢得时间。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分类，按照购买力评价，中国日均消费在2～20美元的“中等收入者”人口占比为66%，消费总额占79.2%。这个特征显示，占总人口比重很大的中等收入者仍然是一个收入水平较低的群体，与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乃至出口结构的层次，即相对低端的消费品制造业，是比较适应的。同时，由于他们的消费占总消费的比重较大，随着这个群体的继续扩大，其消费需求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支撑内需拉动的经济增长。

　　二是实现产业的区域转移，形成“国内雁阵模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在东部地区逐渐丧失的同时，可以通过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而在一定时期内得到延续。因为我们国家大，在一个地区出现了劳动力成本提高的情况，其他地区可能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劳动力低廉。虽然统计局数据显示，目前，中、东、西三类地区之间工资水平相差不多，但是在沿海地区这个工资水平人家不去了，而在中西部还有足够的吸引力。因此，通过产业转移可以延长我们的比较优势。此外，中国到目前为止，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其中更多的是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而不是微观的技术效率。如果形成这个雁阵模型，就可以继续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为此，改善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十分重要。政策选择中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政府应该推动这些地区的体制改革，使其依靠比较优势保持长期可持续的经济赶超，而不是单纯加大投资和给予补贴。目前，在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中，中西部地区资本密集程度迅速提高的趋势值得警惕。2000年—2007年期间，东部地区制造业的资本劳动比年平均增长率为4.2%，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9.2%和8.1%。在2007年，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资本劳动比，已经分别比东部地区高20.1%和25.9%。

　　三是充分认识中等收入阶段的资源禀赋特征，避免全面的技术赶超。科技发展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固然应该在那些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小的前沿技术领域，实现跨越式的赶超。特别是，要利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经济总量庞大的市场潜力，在具有战略意义的新兴科技方面取得突破。另一方面，也要客观、准确地认识中国所处经济发展阶段上的资源禀赋特征，充分利用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科技上的差距，通过适用性技术创新以及引进、消化和吸收国外技术，继续获得后发优势。目前，占企业数98%以上的中小企业，占有和筹集的研发资金比重过小，而且逐年有所降低，不利于适用性技术创新的展开。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老龄化是不可避免的现状和趋势，如何从制度方面妥善解决中国的养老问题?延迟退休年龄是应对的有效措施吗?

　　蔡 昉：目前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总规模高达9.8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还很大。劳动力数量不足对中国经济的制约，虽然将来会表现出来，目前还是可以解决的。我们要进行政策调整以应对挑战。提高工资和社会保障水平，改善劳动条件和劳动关系，创造将来延缓退休的条件，都有利于提高劳动参与率。例如，可以创造条件延长人口红利期，包括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进一步清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等等。我们还可以创造条件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

　　当然，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前提下，生育政策也是要完善和调整的。但是，人口老龄化趋势终究是不能逆转的。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见到哪个国家能够靠鼓励生育的政策，成功地提高了生育水平。因此，出路是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加快解决“未富”的问题，以应对“先老”的问题。长期来看，延缓退休确是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劳动参与率的途径，也有利于缓解养老金不足问题。发达国家大都是这样做的。然而，我国国情有所不同。在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中，30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3年，到60岁只有6.1年。临近退休年龄劳动者更新技能的能力不足，难以适应产业结构变化。如果这时不能退休，就意味着面临就业困难和失业风险。可见，至少就我国目前而言，单纯提高退休年龄并不是提高老年劳动参与率的有效办法。应该选择一个有差别和自由选择的退休年龄制度，在近期内主要着眼于提高实际退休年龄而不是法定退休年龄。应该通过立法和严格执法、发展教育和培训，更好更有力度地建设劳动力市场制度和社会保险制度。

　　虽然未来老年人占的比重比较高了，其实还可以发掘出新的人口红利，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发掘第二次人口红利”。“第二次人口红利”可以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源泉，其实这也是人口红利的重要涵义。因为它来自于人口，人口老龄化了以后人们其实就会未雨绸缪，为自己退休以后的生活做准备。如果社会保障制度是安全的、吸引人的，同时又是积累型的——所谓积累型的不是说今天的人缴纳了社会保险同时就支付给今天退休的人，而是说每个人不仅支付给当前，还给自己的未来进行积累。如果是这样的养老保障制度，仍然可以保持高的储蓄率。按照这个思路完善养老保险制度，要求尽快把个人账户做实。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谢谢您接受我们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