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收入在居民之间的分配。过去一段时间内，衡量居民间收入分配不均程度的基尼系数有较大增长，这一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缩小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对于建设和谐社会意义重大。二是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分配。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有较大幅度的下降，这又导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大幅下降，从而使得我们的经济增长过多地依赖于投资拉动，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对于优化我们的经济结构极为重要。

　　政府对于这两方面的问题都极其重视，并且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影响较大的举措包括取消农业税，增加“三农”支出，大力推动内陆地区经济发展，大幅增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方面的财政投入等等。这些措施对缩小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减少贫困、缩小居民间收入差距、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等起到了显著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收入分配问题。

　　但收入分配方面的改革并没有完成，还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需要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造成了收入不公，也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效率。解决这些问题刻不容缓。

　　在引起居民间收入差距的诸多原因中，垄断和权力寻租是社会大众最为不满的。当个别官员利用权力寻租时，不仅会因造成社会不公而引起公愤，降低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的动力，而且还会以获得“租金”的难易程度来配置资源，甚至为创造获得“租金”的机会而给企业设立种种障碍，造成巨大的效率损失。此外，由于收入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才资源的流动，当垄断和权力寻租成为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时，也会造成人才资源错配。

　　农民与传统城镇居民获得良好教育的机会差距过大，是影响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性问题。一方面，在机会不均之外，教育程度的差别是影响收入差距的另一重要因素，而获得良好教育需要很长的时间，还受到年龄的严重制约，如果一个大的群体现在不能得到良好教育，这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将是长远的。另一方面，随着人口的老龄化，我们的劳动力会逐渐出现短缺。如果人口中很大比例的人不能得到良好的教育，他们就不能成为生产力很强的劳动力，这会加剧我们未来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造成过去十几年中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存款利率过多低于市场均衡利率。因为存款仍然是居民财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形式，如果存款利率过多低于市场均衡利率，就会影响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从而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我们目前已经允许存款利率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有一定上浮，这是存款利率市场化的重要一步。如果我们让存款利率进一步市场化，将更加有利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同时也有利于提高资本市场和银行的效率，以及资金配置的效率。

　　此外，如果我们降低社保缴费，并用国企分红补充养老保险，就可以在不影响社保待遇的情况下减轻居民负担。这一措施可以在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就业、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养老保险覆盖率、改善投资效率、赢得对延长退休年龄等社保改革的社会支持等多个方面产生影响，具有一举多得的效果。

　　原载11月19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