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结构的急剧分化、不同社会力量的角逐、利益的多元化、利益关系的极端复杂化、新社会要素的形成和新旧要素之间的冲突等等，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临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党要实现社会利益的有机整合，必须在思想、观念、体制和机制等方面加强创新，确保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建立起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适应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的利益整合机制。

　　建立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

　　公民利益的充分表达和实现是一个国家政治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而且也有利于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和增强执政合法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转型的加速，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断裂，利益主体和利益关系多样化，但是中国公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不尽如人意。当前，中国公民利益表达缺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利益群体力量不均衡。强势群体、中间阶层和弱势群体占有社会资源的程度，赢得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的能力差别极大，因而它们利益表达的能力和影响力也无法相提并论。第二，利益表达机会不均等。强势群体拥有其他群体无法比拟的社会资源，因而赢得了更多的利益表达空间，获得了影响政治决策和公共政策的话语权。中间阶层的构成相对复杂，利益要求差异极大，难以就共同利益达成共识，而且个体利益诉求代替了组织化的利益表达。弱势群体自身的组织化程度低，自我维护能力弱，掌握的资源极为有限，缺乏顺畅的利益表达渠道，其正当的利益要求往往被边缘化。而且，弱势群体极低的组织化程度限制了其利益要求的充分表达和对政府公共政策的影响力。第三，利益表达的影响力不平衡。强势群体凭借掌握的丰富社会资源和有利的社会地位，可以为自己的利益表达寻找理论支持和实现渠道，对公共政策制定产生较强的影响力。弱势群体却往往成为公共政策的被动接受者，而不是决策的积极参与者，他们承担着社会转型的巨大代价，却无法通过适当的利益表达途径来及时有效地维护自身的权益。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执政党在社会整合能力上找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两点：其一，执政党的社会整合功能履行不充分，需增强采集民意的能力;其二，社会整合渠道不畅通，民众的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

　　显然，公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和内容缺失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和政治稳定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这种状况，不仅直接影响到我国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关系的协调，而且也阻碍了和谐社会的顺利构建。因此，迫切需要对当前公民利益表达的渠道和方式加以创新与完善，加快自由、平等的利益表达渠道与机制的建立，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为了提高党的社会整合能力，确保社会整合的质量，我们党亟待加强利益表达机制建设。集中到一点，就是建立一套完善的利益诉求机制和社会安全阀机制，让社会情绪得到宣泄，避免形成“蝴蝶效应”。在许多情况下，如果社会情绪被堵塞，社会群体会产生“黑洞心理”，看不到前景和希望，萌生绝望。相反，如果能建立科学的利益表达机制，就会将黑洞改为隧道，尽管道路十分漫长，但是前面的光亮总能给人以希望。而且，相对于因事件而聚集的群体而言，正式的利益表达团体更为理性和有责任感，也能较好地约束社会成员的失当和过激行为。

　　在转型社会中，加强利益表达机制建设，特别需要在两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方面，应该尊重人们结群的社会性需要，逐步减少对结社的控制，允许人们在法制范围因为各种各样的需要而结成各式团体，促进公民社会的发育，使人们能够在正当的社会活动中找到集体感和归属感。另一方面，要重视发挥利益集团的作用。过去我们对待利益集团带有偏见。其实，利益集团不只是西方国家才有的现象。一些学者认为，利益集团是庞大的现代工业化社会的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较之政党，在维护和增进利益的层面上，利益集团可能更能体现出强势。尤其对于一个政党单独长期执政的国家，利益集团有助于拓宽沟通渠道，帮助执政党更准确地把握民意。发挥利益集团作用的正确做法应该是通过引导和领导来推动利益集团的发展，促进社会整合。

　　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利益分配是调整社会成员利益关系的最重要最直接的制度，关系到能否保证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能否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转型期，利益分配集中体现为收入分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当前中国在利益分配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利益分配在不同群体间极为不平衡，突出地表现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这种现象与社会主义的本质非常不符，已经到了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时候。如果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必将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

　　当前，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为此，利益分配制度改革要坚持如下指导原则。第一，科学合理。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发展的成果。第二，公平公正。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进一步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打破行业垄断，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保障城乡低收入困难群众基本生活，让低收入群体有一个基本的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第三，统筹兼顾。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坚决打击取缔非法收入，规范灰色收入，逐步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逐步扭转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构建规范的利益均衡机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没有建立起来，这导致利益关系严重失衡，社会矛盾和冲突不断发生。为了推进中国社会实现良性转型，亟待建立规范的利益均衡机制，保证社会中不同的群体、阶层在利益博弈时有平等的博弈权利。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首先要承认其合法性，然后将其制度化。实现利益均衡机制的制度化意味着两个方面：第一，增强制度对于利益矛盾、利益冲突的容纳能力;第二，增强用制度化的方式去解决利益矛盾、利益冲突的能力。制度优劣的区别不是看其中有没有矛盾，而是能不能容纳矛盾、容纳冲突。这个过程要涉及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信息获得机制、要求表达机制、施加压力机制、要求凝聚机制、利益协商机制、矛盾解决机制。比如施加压力机制，当利益群体表达自己的诉求，把这个诉求传递到执政者那里，使其意识到这种诉求并认可其正当性，从而在形成政策的过程中把它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和其他因素放在一起进行权衡、协调。这种诉求传递到政府那里，就成为利益协调的砝码，砝码的重量就体现为压力。事实上，不少政策都是在压力机制作用下产生的结果。当然，整个利益表达过程要通过一系列的机制才能形成，至少包括上述六个机制。

　　在建构合理的利益均衡机制时，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在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经历了一个通过调整社会权利关系来不断进行利益协调的过程。这种协调是与两个因素密切相关的：一是全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二是在持续不断的工人运动中，逐步形成了雇主和劳工之间的权利均衡，并最终形成了雇主组织、劳工组织和劳工之间的权利均衡。可以说，没有这样一种大体保持权利均衡的制度框架，今天相对公平的利益分配格局是很难建立起来的。而且，也正是这个制度框架以及所保障的权利均衡，才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在最近几十年中，西方社会中罢工之类的工人运动已经愈来愈少，这套权利均衡机制起作用是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