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是一个文明不断发展进步的社会，也是一个多种文明百花盛开、争奇斗艳的社会。但是，如何认识和处理不同类型文明之间的关系，却始终是困扰人类的一个大课题。21世纪世界局势的发展，把这一课题更加紧迫地提到了我们面前。

　　20世纪70—80年代，我国政府顺应世界潮流，相继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国际政治新秩序的主张。在21世纪未来新10年的形势下，为了进一步提升我国国际战略的水平，掌握在国际社会中引领潮流的主动权，我们很有必要在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两个新秩序之外，进一步提出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的主张。

　　一、如何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是人类世界面临的大课题

　　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不同类型文明所构成的共同体。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在创造着自己的文明。由于地域、历史、传统的不同，以及种种现实因素的影响，不同区域、不同时期、不同传统的人类社会共同体，总是在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以及相应的语言、哲学、科学、文学艺术、伦理、宗教、公共机构、国家、政治、法律、技术等文化体系方面，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独特性。往更高层次发展，还进而构成一些不同的文明类型。百花齐放，百花盛开，整个人类文明表现出了鲜明的多样性。

　　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列举了21种文明类型，从现存的西欧文明、远东文明、基督教文明上溯到古代的各种文明，林林总总，不一而足。虽然他的分类和阐释不能说完全科学，但却毋庸置疑地肯定了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存在。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其观点有很多偏颇，但其理论的基础，却是以不同类型文明的存在为前提的。他认为：“村落、地域、族群、民族性、宗教团体，在不同层次的文化特殊性上，都有其独特之处。”“尽管文化的界域很少像国界那般鲜明，但是文化的区别却是实实在在的。”

　　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多样性是世界文明的一个基本特质。从古到今的人类社会，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一个完全大一统的文明类型。相反，每种文明都在顽强地表现着自己的多样性。在多样性中存在，在多样性中发展，在多样性中前进。

　　多样性的文明又不是相互隔绝的。各种文明之间，自诞生以来，就以生活交往、经济活动为纽带，进行着不同形式的联系和交流。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文明水平的提高，社会联系的紧密，这种交流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层次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从而也越来越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时就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到今天，人类文明的相互关系就更加密切了。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交通和通讯方式的巨大改进、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推进，整个世界已经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个小小的“地球村”的概念，就足以把人类相互关系的现状和未来表达得淋漓尽致。

　　这种全球化的趋势，既打破着传统的经济上的壁垒，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着精神、文化上的壁垒。各个国家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军事以及社会生活方面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的相互交往，无不或多或少地与“文明”二字联系在一起。科技、文化、教育本身就属于“文化”、“文明”之列，自不待说，就是经济、政治、军事，其实也离不开“文明”，毋宁说，它们所有一切内涵的背后和深层，都是某种类型的文明作为底蕴。文明，渗透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也渗透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群体的交往、交流之中。

　　文明的多样性，当然也就意味着差异。既有内容的差异，也有形式的差异，还会有发展水平的差异。正是有种种差异，才会有交流，才会有相互借鉴和相互学习。与此同时，这种差异，在一定条件下也难免不发生摩擦和冲突。

　　于是，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认识和对待世界文明多样性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处理各种文明相互关系的问题。

　　在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各种文明之间的关系曾经处于非常复杂的状态。很多文明都能够友好相处，平等交流，互相学习，自然交融。但也有一些，由于相互之间的差异，曾经对于国家、民族间的矛盾冲突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的甚至打着文明的旗号进行对外扩张和侵略。

　　当今世界，文明的交流和发展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各种文明的相互关系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特点。从主流的一面看，由于各国文化交流的扩大，交通和通讯工具的改进，信息传输的增大和快捷，各国文化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出现了加速融合的趋势。世界文明的精华，不断扩展到全球的各个角落，为整个人类所共享。但从另一面看，世界不同文明的关系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健康乃至很危险的倾向。某些发达国家，抱有根深蒂固的“西方文明优越论”，企图把少数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矛盾归结为优秀文明与落后文明的冲突，以此证明其霸权主义、单边主义政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就有了更加重要和紧迫的意义。

　　二、关键是正确认识和对待世界文明的多样性

　　文明的多样性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正确处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关键是如何认识和对待这种多样性。

　　首先，对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应该有一个科学的价值评价。

　　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不仅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且是促进世界文明进步发展的一个积极和重要的因素。

　　关于人类起源是多源还是一源，尚难定论，但人类文明的发展却无可置疑地是多线条的。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这种发展并不排斥其他文明的发展，也并不必然地以其他文明的衰亡为前提。相反，各种文明的发展可以是并行不悖的。同时，在发展的过程中，又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结果，不管主观上的意愿如何，每一种类型的文明都会从其他文明中吸取养分，同时，也会给其他文明以不同程度的影响。

　　比如，东方民族的许多重要发明，如阿拉伯数字、指南针、火药和纸等，曾经给西方文明以决定性的影响。伊斯兰文明与西方长达数世纪的交流，给中世纪欧洲在数学、科学、医药和农业方面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到近现代，迅速崛起的西方文明给东方国家以很大影响，而东方文明也仍然以不同方式给西方以一定影响。例如，中医中药这一纯粹中国的东西，如今已受到西方许多人们的欢迎。

　　人类文明，正是在这种多样性的交流、融汇中不断前进的。不同类型的文明，既有其独到的特征和表现形式，又有许多人类共同的东西。经过长期的交流，这类共同的成份越来越多，它们就构成人类文明的共同和基本的财富。如从哲学上看，佛教、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犹太教、锡克教和道教等，都对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处理社会关系的准则、婚姻家庭的规范、生活的目标和意义等，提出了许多共同的观点，从而具有某些共同的价值。

　　因此，世界文明的总体内容和价值，既是由各种文明中的共同价值组成的，又是由不同文明色彩纷呈的多样性予以丰富、融汇、促进和发展的。人类文明是普遍性与多样性的统一。普遍性寓于多样性之中，多样性也离不开普遍性。在多样性中形成和融汇普遍性，这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多样性首先是一个积极的因素。

　　第二，要正确认识文明差异与国际冲突的关系。

　　不同类型的文明之间有差异，在一定条件下当然会发生摩擦和冲突，由此，也就可能构成近年来人们常说的“文明的冲突”。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在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新形势下，国际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不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因素。人类的最大分歧和冲突的主导因素将是文化方面的差异。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示了国际政治冲突中的文化因素和冷战后国际政治冲突的新特点，这对于我们全面分析国际关系中的复杂现象是有益的。但是亨廷顿并没有能揭示冷战后国际冲突的真实根源，进而，他也没有能正确阐明世界各种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

　　文明类型之间冲突的深刻性、广泛性和持久性是不能低估的。历史上，人类各个部族、民族、国家、地区之间曾经发生过无数的战争和暴力冲突。如果从其社会历史根源来分析，往往有不同程度的文化冲突的因素在内。但是，纵观世界历史，严格来说，所谓文化或文明的冲突，只是造成某些战争或暴力冲突的背景之一，而这些战争或暴力冲突的最直接、最主要、最根本原因，还在于利益，在于经济利益或某种程度上国家、民族利益的矛盾，在于某些社会势力追求财富、土地、权力，扩张自身利益的贪欲。

　　比如，历史上发生的许多宗教战争，形式上是不同宗教或教派之间的冲突，文化冲突的色彩很浓，但究其实质，仍离不开物质利益。

　　近现代西方列强对亚非拉广大地区的殖民侵略，往往打着传播文明的旗号，但实际上谁都不难发现它们掠夺财富、抢占市场、剥削和奴役殖民地人民的真实目的。否则，为什么要杀戮那么多土著居民?为什么要将千百万黑人变为奴隶?为什么要向中国输出鸦片，甚至将人类文明的瑰宝圆明园付之一炬?这些强盗般的行径与“传播”文明有何共同之处?

　　战后几十年苏美之间的对抗，意识形态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意识形态的背后还是利益的争夺。美国积极推行遏制政策或“超越遏制”的政策，根本目的还是为了维护自己在世界上的霸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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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多年的阿以冲突，固然是具有不同文化、宗教背景的民族之间的冲突，但其争夺的焦点之一，仍然是中东的土地、河流、石油，各自国家的领土范围，特别是耶路撒冷的归属问题。

　　其实，人类历史上的各种暴力冲突，并不仅仅发生在不同文明类型的民族和国家之间，实际上还大量发生在相同文明类型的国家之间。

　　几百年来，欧洲国家之间的战争频繁发生，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们都具有共同的文化背景。欧洲君主们互相联姻，在外交文书上常以兄弟相称，但在战场上的厮杀却丝毫也不逊色。所以，亨廷顿也承认，以往的王侯相争、民族国家相争、与意识形态相争衍发的冲突，“大抵是西方文化的内部冲突。冷战如此，两次世界大战如此，较早的17、18乃至19世纪的战争皆如此。”

　　所以，文明的冲突并不是各种暴力冲突的根本和直接的原因，也不是不同文明相互关系的唯一方面。用“文明的冲突”来概括文明类型之间的全部关系并总结各种冲突的模式，是不全面的。

　　那么，在冷战结束以后，文明的冲突是否取代政治冲突、经济冲突而成了国际政治的新的主要模式呢?这要作具体分析。

　　应该承认，当今世界，不同文明类型之间的摩擦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表现得相当广泛和深入。这种摩擦和冲突在深层次上制约着不同国家、民族、地区间的政治、经济、外交关系。其中也包括由发达国家代表的西方文明依仗其经济优势，不断侵蚀着各种非西方文明。这种冲突构成国际政治中一种内在的应力结构。在近年来世界上所发生的各种冲突和战争中，我们都能或多或少地看到这种现象。

　　但是，文明的冲突一般首先表现在不同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的摩擦和碰撞中。国际政治事务中发生的各种外部形式的冲突，虽然也有文明冲突的因素和表现在内，但从根本上说，主要的原因仍然是基于现实的利益。中东、南亚等区域内所发生的各种冲突，可能具有更多的文化背景和“文明冲突”的色彩，这种背景和色彩将会使这些地区的冲突更加复杂、更难以解决。但归根结底，它们仍然不可能超越政治经济的现实利益而真的成为纯粹“文明的冲突”。

　　第三，既要看到各种文明之间差异、矛盾、冲突的一面，更要看到统一、共存的一面，积极促进不同文明的交流。

　　在某些情况下发生的“文明的冲突”、或利益冲突背后潜藏的文化因素，虽然是客观存在，但都只是各种文明类型相互关系中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其全部方面。所以，我们既要看到各种文明之间差异、矛盾、冲突的一面，又要看到它们统一、共存的一面。总的来说，多样性的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只要正确处理，它们并非不能和睦共存。如果只讲一面，不讲另一面，是不恰当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由此，我们对待文明多样性的根本出发点，应该是促进各种文明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学习、相互吸收，做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而不是有意无意地扩大各类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甚至排斥、压制某一些文明的发展。

　　正确认识和对待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就要积极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学习和交流。强调多样性，要求尊重这种多样性，决不意味着世界上的各种文明都要把自己封闭起来。每种文明都要不断地与其他文明进行信息、能量、资源的流通和交换，才能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否则，就会自生自灭，走上衰退、消亡的道路。

　　所以，对外开放已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共同趋势。每一种文明客观上都在加强与其他文明的交流，都在向其他文明学习，同时，也在不断抛弃自身落后于时代的东西。在这种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同文明的碰撞和冲突。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的影响和侵蚀也必然会加大。对此，我们应该有充分和清醒的认识。注意区分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对确实先进的文明，要大胆接受，对鱼龙混杂而来的糟粕，则要坚决抵制。既不可妄自尊大，也不可妄自菲薄。

　　第四，全面客观地看待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和长短优劣。

　　当代西方文明，实力雄厚，影响巨大，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认真研究学习和借鉴其科学技术、管理方法、市场经济的规则和方法等等文明的精华，是我们当前突出的任务。

　　但另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在世界各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文明并不是一种最健康、最完善、最积极、最有效的文明类型。相反，东方文明固然有其弱点，但在强调集体主义、互助互爱、情感、家庭、秩序等方面的价值、观念，却不断证明其不仅对于经济的现代化，而且对于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特别是创造良好的生活质量、保持人与大自然的和谐平衡、维护社会各个层面的稳定等，都具有不可比拟的积极作用，而这些正是崇尚极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西方文明所缺乏的。

　　所以，东方国家和民族应该有充分的自信力，相信自己的文明不会被西方同化，而只会在兼收并蓄、熔东西方文明精华于一炉之后，焕发出更大的光采，对现代化建设起更大的促进作用。

　　三、时代呼唤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

　　放眼21世纪的人类社会，在全球性经济和政治联系不断加强的同时，各种文明的关系也愈益突出和深入。如何处理各种文明类型的相互关系，已经成了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

　　世界丰富多彩的文明之间，既有交流、合作的必要，又有发生矛盾、冲突的可能。两者怎么统一?关键是建立制度、程序和规范，也就是说，要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所以，我们在继续倡导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同时，应该进一步提出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的要求。

　　1995年1月21日，我在《文汇报》发表文章，专门论述世界文明多样性问题，并第一次提出了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的主张。在随后多年的一些文章中，又多次强调和论述了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的问题。

　　令人鼓舞的是，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在多个场合强调了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主张。在2001年的“七一”讲话中，江泽民同志指出：“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党的十六大在阐述我国的外交政策时，再次强调：“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该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党的十七大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

　　可以认为，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不仅正确对待世界文明多样性的问题会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而且提出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的主张，也应该是势所必然的事情了。

　　首先，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是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需要。

　　当代世界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越出国界，形成国际化的生产和经营，造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越来越多地与外部资源的利用和国际市场的开发联系在一起;而其国家利益和安全，也遇到了更大的风险和挑战。经济全球化，似乎是纯粹的经济问题，但其实，它也是一个文明问题。

　　世界范围的市场经济怎么运行?各国的经济贸易按什么规则往来?股票、证券、汇率、投资市场怎样健康发展?等等，都涉及到各种价值理念、制度体系、运行规则问题。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大量规则，既是根据经济活动的需要建立的，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结晶。它反映了人类对于世界范围内经济活动规律性的认识所达到的水准。这些规则的确立，事实上也是不同文明磨合的结果。而它的付诸实施，仍将会触及到不同文明对于同一个事物、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认识、不同观念问题。在每一桩买卖、每一次谈判、每一个协议的背后，我们都会发现不同文明的影响和作用。

　　为了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了使这样的全球化更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和处于贫困状态中的人民，为了使各国之间的经济交往更加规范有序，我们就不能不加快国际文明新秩序的建设。

　　第二，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是国际政治关系健康发展的需要。

　　目前全世界有60亿人口，1万个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或部落，200个左右依据不同的政治理念而建立的国家政权，数百个为不同利益而结合的国际组织，5000多种语言，5000多种宗教信仰。如此众多、不同形式的人类共同体，怎样才能和平共处于一个星球上?

　　联合国和其他类型的国际组织，从某种角度搭起了世界政治体系的框架，而无数的宪章、条约、协议、声明、公告等等，编织起了国际政治关系的经纬。所有这些，同样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是与当代世界的现实相适应的一种政治文明。

　　世界需要和平、安全与稳定。而这一切，不能仅靠武力来获得和维持。更多的，它需要人类文明的提升和应用。制定更加详尽、严格的文明规则，大力促进国际文明新秩序的建设，才能够使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相互之间的利益契合关系，才能对相互之间的文明抱有更加友善的态度，才能使用文明的手段而不是战争、掠夺等非文明的手段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

　　第三，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是科技革命发展趋势的需要。

　　科学技术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组成部分。科技领域的革命性变革，不仅会通过改变社会的生产方式而影响人们的价值体系，而且也会通过改变社会的生活方式而影响人们的精神世界。从更广阔的领域来看，它还深刻地影响到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格局。仅从100多年来电话、电影、电视的发明和发展，就可以看到科学技术的每一个重大突破，将会给人类的精神文化生活带来多么巨大的变化。

　　利用科学技术的成就，人们可以共享人类文明的成果，加深相互的理解和信任，不仅推动社会的发展，也促进人类精神的升华。当然，作为某种程度上的双刃剑，科学技术也会被某些势力用来误导人们的精神生活，甚至从事邪恶的活动。因而，如何在科技领域按照文明的要求，制定更加科学的规则，引导和建立国际文明的新秩序，也成为一个迫切的要求。

　　国际间的科技合作如何开展?知识产权如何保护?科技成果如何交流?哪些领域可以探索，哪些领域，如克隆人类、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应该加以限制和禁止?等等，都需要有一定的规则，建立起必要的秩序。

　　第四，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是世界文化发展与交流的需要。

　　当代世界，不同国家的文化正在通过先进的传播手段广泛交流、渗透。因特网的迅猛发展，极大地缩短了人类交往的时间和空间距离，使远隔千山万水的人们在瞬时间进行信息的交流和思想的沟通成为可能。无处不在的电视、广播信号，传输着大量的信息，发布着这一部分人或那一部分人的见解，甚至使谣言像瘟疫般流行都轻而易举。在世界贸易总量中，已经有相当比例的份额是文化类的产品，从而使文化消费占据了人类生活的一大部分时间和空间。

　　自然，在这种文化的流转中，具有强大实力的美国占据着极大的优势。批量生产的美国流行文化——电影、电视节目、音乐、书籍和电脑软件等等，源源不断地流向地球的无数角落。世界各地的娱乐界充斥着美国制造的产品。其它国家也奋起直追，大力发展自己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与美国等进行激烈的竞争。

　　面对着如此规模的文化交流和文化市场，或者还包括明里暗里的文化渗透，如果不赶紧建立国际文明的新秩序，怎能处理由此产生的种种矛盾冲突?怎能保证文化交流规范有序地进行?怎能限制文化霸权主义的扩张?

　　第五，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还是正确处理所谓“先进文明”与“落后文明”关系，反对文化霸权主义的需要。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的一些人持有一种片面和盲目的“西方文化优越论”，并常常以此作为借口贬低、干涉、压制甚至侵略非西方国家。这种“西方文化优越论”，实际上是西方推行霸权主义的“理论根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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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文明的发展确实有差异。不仅有内容、形式的差异，而且就历史的某一个横截面而言，也会有发展水平和程度的差异。但这种差异不能成为评价各文明类型对人类文明所作贡献的唯一标准，更不能成为某一所谓“先进”文明压制甚至消灭所谓“落后”文明的理由。

　　为什么?因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往往有某种文明居于比较领先的地位，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异，这种地位往往会由新的其他类型的文明所取代，由此而造成新的历史横截面中新的文明格局。这种变动是延续不断的，所以历史上先后出现的各种文明类型，很少有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当古埃及文明已相当发达时，希腊与罗马文明还处于很低的层次。而希腊文明，在古代显然比中欧北欧的文明更为优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欧与北欧文明又超过了希腊文明。

　　当一种文明处于衰退状态时，我们不能否认其历史上对世界文明所作的贡献;当一种文明比较先进时，也没有理由妄自尊大，摆出一副舍我其谁的架势。

　　古代巴比仑文明，虽然后来衰落了，但它的文明成就，如创造楔形文字、编制汉谟拉比法典、测出圆周率为3，确定太阴历法并设置闰月等，谁能否认其对人类的贡献?当中国文明经历了五千年的发展历史，并曾长期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时，今日的“美国文明”当时还没有诞生，谁又能借这种差异而否认美利坚民族生存、发展的权利?即使在同一时代，无论较为先进的文明类型，还是相对落后的文明体系，都可以对世界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都有自己值得珍视的精华。

　　所以，后进的文明要向先进的文明学习，并抛弃自己的糟粕，但没有必要妄自菲薄;而先进的文明则要帮助落后的文明，但没有理由以“文明霸主”自居，鄙视其他文明的国家和民族。为了解决对待文明类型的种种偏见，推动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世界需要和平、安全与稳定。世界也需要走向更高程度的文明。所以，我们在努力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同时，应该及时和响亮地提出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的要求。

　　四、国际文明新秩序应该包括的主要内容

　　我们所要建立的国际文明新秩序应该包含那些内容和要求呢?这个问题，要随着国际社会各种条件的发展变化而确定，更要由国际社会去磋商、研究、逐步形成共识。但如果我们提出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的主张，就需要对其内涵进行必要的研究，并提出一些基本的设想。

　　首先，我们要推动世界逐步形成一个共识：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

　　大自然是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正因为其形态、质地、色彩、运动的多样性，才使得自然的世界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同样，人类文明也是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唯有这种多样性，才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融汇、发展和进步。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不仅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且有益于世界文明的进步。

　　所以，世界上的人们，都要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每一种文明，都要学会与其他文明和平共处，求同存异，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注意从别的文明吸收养分，加强不同类型文明之间的交流，而不能对别的文明横加指责，随意干涉。要把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作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加以确立，载入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文件中，以此指导处理新形势下的国际关系特别是涉及文明、文化的关系。

　　第二，应该允许每个国家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

　　各国人民走过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延续着不同的生活方式。这种多样性正是世界充满竞赛、活力和创新的根本原因。各国之间应该加强交流和了解，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相待的基础上共同前进，而不应让这种多样性成为阻碍各国人民携手共进的隔阂，更不应人为地从中挑起对立和冲突。

　　每个国家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发展战略、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长远的战略利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不应成为发展相互关系的障碍。中国尊重每个国家自己的选择，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同时不能允许别国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我。每个国家都应该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相互尊重，友好相处。尊重和发展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并在这种多样性中找到共同利益之所在，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伟大动力。

　　第三，正确处理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在尊重不同文明的基础上促进和发展人类共同文明。

　　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不能孤立地存在，而是同周围其他事物联系着;世界上的每一事物都尤其固有的特殊性即个性，以此与其他事物相区别;同时，许许多多的事物之间又不可避免地具有共同性即共性，以此与其他事物相联系。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包含着普遍性。每一个事物都包含着共性与个性，或普遍性与特殊性。不可能只有共性、普遍性而没有个性、特殊性，也不可能只有个性、特殊性而没有共性、普遍性。

　　人类文明同样也是如此。也就是说，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都有自己的特色，同时，也有很多相同或类似之处。所有不同类型的文明共同构成了人类世界的整体文明。其中的每一种文明都在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吸取营养，取长补短，人类文明正是在不同文明的相互碰撞、相互交流、相互吸收、相互融合中得到发展的。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不同文明的交流也日益扩大。总体上，这是一种积极的趋势和潮流。我们要因势利导，在多样性的基础上求得更多的共识，发展人类世界的共同文明。要把全世界的文化都当作人类的宝贵财富来爱护和保护。要把促进全世界的文明发展作为每个国家和民族共同的责任。要开辟更多的渠道，利用更多的方式，促进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交流。

　　第四，制定和完善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的系统规则。

　　秩序是由规则来引导、约束和规范的。没有规则，就不可能有秩序。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就必须大量建立和完善涉及文明问题的各种规则。

　　比如，由联合国宪章、国际条约、国际组织的决议等等构成的国际法体系，就是具有不同约束力的国际规则。联合国宪章规定其四条宗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各国间的友好关系，促进国际间有关经济、社会及文化方面的合作，构成协调各国行动的中心;同时，规定了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应遵守的若干原则：会员国主权平等，善意履行宪章义务，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集体协助，确保非会员国遵行宪章义务，不干涉内政。所有这些，对于国际社会的各种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同样也反映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并为建立国际文明的新秩序提供了基础。

　　在经济领域，世界贸易组织等等的一些规则，也是对国际文明新秩序的一种规范，有助于协调和处理相互之间的经济关系，包括人类文明的关系。凡是遇到国际冲突，都应该按照规则来加以解决，反对使用武力和依靠强权。

　　第五，进一步规范国际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

　　现代文明的发展，造就了世界文化产业。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文化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意义和价值越来明显。文化与现代生产力的结合造就了现代文化产业。当今世界，文化产业发展迅猛，文化市场的规模越来越大。

　　1997年，美国制定了“北美行业分类系统”，囊括了34种生产信息、文化产品和处理数据的行业，其中有20个是新兴行业，包括录音棚、有线电视节目分销以及数据库等。欧洲文化产业委员会提出：在最抽象的意义上，文化产业可以定义为——生产文化意义内容的产业。

　　目前，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中，GDP中的80%已经来源于服务业，而其中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网络经济扮演了主要角色。视听产品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1985年为第11位，1994年就跃居为第6位。在英国，文化产业平均发展速度近两倍于整个经济的增长率。日本仅文化娱乐业的经营收入就已超过其汽车工业的产值。世界九大媒体巨无霸支配着全球绝大部分文化市场。1999年，名列全球500强第31位的索尼公司年收入为531.56亿美元，列第151位的沃尔特?迪斯尼公司年收入为229.76亿美元。

　　世界文化市场如此迅猛发展，就不能没有一定的规则。国际社会对于通过电视、广播、电影、书籍、软件、音像制品、国际互联网、电讯工具等等进行的信息和文化交流，应该建立和遵循必要的规则，注意保护各种文明的特色。贸易要有规则，内容要有规则，传输也要有规则。比较公认的规则有知识产权等等。其他许多方面，比如电视传播，电台播音等等，也都要有明确的规则。这种规则，还不能仅仅依据发达国家或跨国公司的意愿来制定。它必须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要求，有利于在世界市场和国际舞台上实现公平合理的原则。

　　五、中国应大力倡导和推动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

　　由于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抓住“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做文章，有助于深化我们在国际问题上的战略思想，从根本上推进当代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可以更加鲜明地树立中国开明、进步、要和平、求发展、负责任的形象，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

　　所以，我们应该在国际舞台上把它作为一个重要概念和主张加以倡导，并与我们原有的战略主张结合起来，服务于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使我们在未来10年的国际战略思想更加丰富，使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得到很大的创新和发展。

　　为此，建议决策层能够认真研究，作出倡导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的决策，并采取适当步骤，在国际社会中推介我们的主张。

　　第一，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方式，正式向国际社会提出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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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由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倡导。可以在会见某个大国重要领导人的时候提出，可以在某个重要的国际会议场合提出，可以在会见一批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时候提出，也可以在国内某个重要的大型会议上提出。首次提出时，可以对这一主张的必要性及其内容作适当和简要的说明。之后，与外国国家元首和政治家们适当沟通，争取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以取得良好的反响。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说明我们更加具体的主张和建议。

　　第二，积极倡导开展国际社会的文明对话，争取建立固定的文明论坛。

　　无论是在多边国际会议上，还是在各种双边场合，不仅要就国际事务进行直接的对话和沟通，还要就涉及世界文明的深层次问题，包括价值观问题进行交流和探讨，以促进对世界文明，以及对对方国家文明的了解。

　　可以向联合国建议，把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作为近年某一次联合国大会的主题。通过联合国的带动，造成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潮流，使不同形式的文明交流在全世界广泛地开展起来。

　　可以通过沟通、协商，倡议举行各种形式的双边文明对话。可以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对美国、欧洲、俄罗斯、东南亚、中东、非洲、拉美等不同类型的地区和国家，开展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文明对话。

　　特别是要争取建立国际性的多边文明论坛，组织世界各国的政治家、外交家以及专家学者们进行较大规模的交流研讨。争取使这样的论坛每年召开一次，成为一项固定的制度和会议，从而成为促进世界文明交流、推动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的重要场所。

　　第三，推动制定包含国际文明新秩序的各种国际文件。

　　现有的联合国宪章、其他各种国际法文件、国际公约、条约、协定、宣言、声明、协议中，多少都包含有这方面的内容。但大多是零散、不系统、不全面的。如果提出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的主张，就可以提纲挈领，把所有这些内容统领、整合成为带有系统性的规范和主张。

　　为此，要组织力量，详细研究国际文明新秩序的内容、原则和要求，以适当的方式向国际社会提出建议，争取形成某种国际文件。比如，可以首先在联合国内活动，推动制定和发表《尊重和发展世界文明宣言》，使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成为一种基本的共识。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推动制定经济、政治、社会、军事、科技、文化、教育、社会等有关方面的文件，建立和健全规范国际文明新秩序的制度体系。对现有国际文件中不符合时代潮流、不利于发展世界文明的内容，可以酌情和俟机提出修改的建议。

　　第四，大力推介中华文明，进一步塑造中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

　　由于种种主观和客观的原因，中国过去在外部世界的形象推介和宣传工作是非常薄弱的。在国外，很难看到中国的资料，很难听到中国的消息。许多外国人甚至很多政治家都不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因此就容易受某些新闻媒介或政治家片面宣传的误导，也就容易发生误解、分歧和冲突。深刻的教训告诉我们，在世界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近年来，有关部门已经逐步认识到这个问题，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们必须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全面客观地向世界介绍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发展的情况，及时准确地宣传我国对国际事务的主张，着力维护国家利益和形象，不断增进我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要以推介中华文明为中心，把中国的良好形象扩展到全世界更多的人们当中，给世界一个爱好和平与自由、讲信义、负责任、民主、人道、仁爱、宽厚的形象。向国外介绍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介绍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改革开放，介绍中国所经历的苦难和所发生的变化。要善于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传播媒介、电讯工具等，巧妙地展开公关工作。通过实施大规模的形象战略，让世界人民更多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理解中国、喜爱中国、帮助中国、支持中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是一个有利于整个世界的主张，相信能够得到很多国家的赞同和肯定。当然，也会触及到一些国家的利益。所以，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的过程必然会是长期的艰难的。对此，我们也要有充分的估计。提出建立国际文明新秩序，并不等于很快就能形成这种新秩序。但无论什么时候、在多达程度上形成，我们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就表明了我们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鲜明态度，能够引起世界人民的重视，促进这样的新秩序逐步形成，也有利于我们在国际舞台上掌握更大的主动权。

　　【李忠杰同志所著《走向未来的中国与世界》一书部分内容摘发到本篇结束。全书共十七章，另有一个专题“全球视野下的中国与世界--与外国政要、智库、记者及各方面人士交流辑要”。关心的读者可阅读该书全部完整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