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3年，中国经济增速又一次回到8%以下。对此，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近日表示，7%～8%左右的速度，“有利于我们在结构转型期调结构、转方式，有利于处理资源配置效率低、有利于我们淘汰落后产能。”

　　如何看待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如何在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科学平衡?……相关问题引起多方关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历史转折点”，面临的绝不仅只是短期稳增长的问题，必须要有中长期的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视角。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能否平稳“下台阶”至关重要。

　　从投资拉动到消费拉动不会一蹴而就

　　稳定投资是扩内需、稳增长的关键。当前，以投资作为稳增长的重要抓手已成为各方共识。

　　“投资与调结构密切相关。”张立群向本报记者表示，从占整个投资1/3的制造业投资来看，它不仅关系到制造业本身结构的优化，也关系到生产力的区域布局调整。而从基础设施投资来看，这种关系更为紧密，直接关系到一个城市承载能力的提高，而城市承载能力的高低，又制约着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目前发生在许多城市里的‘招工难’、‘招工贵’等现象，与城市生活成本太高，提供公共服务水平能力不足有直接关系，这要求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提高公共服务的提供能力，而这些都需要投资的支持。”

　　“结构合理的投资增长，是促进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条件。”张立群表示，不过，要把投资的增长最终转变为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还需要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包括市场准入制度的放开，市场定价机制的完善，投资责任承担机制的建立和完善，等等。

　　经济结构调整是一项长期任务。对此，首都经贸大学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院长张连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目前来看，中国经济正处在工业化中期，无法完全摆脱“粗放型增长方式”。在这个阶段，经济增长方式仍然要以投资拉动为主。只有随着工业化从中期慢慢进入后期，变成主要依靠消费而不是投资拉动，那个时候结构调整才是顺理成章的过程。“从投资拉动到消费拉动的转变，不能指望一个周期来实现。”

　　“结构调整应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张连城认为，但这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目前稳增长的一系列措施，更多着眼于总量调整，比如，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降低税率，这对所有企业都是适用的，不过，更应该对不同企业和不同地区实施不同的政策。”

　　全年经济或呈“前落后稳”之势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在成功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并逐步企稳向好后，主动把2012年的年度经济增长目标下调为7.5%，“这么做，就是希望把各方注意力更好地集中到转变发展方式这条主线上来。”

　　“这一轮宏观调控的目标之一就是让经济平稳‘下台阶’，从过去年均增长10%左右，平稳回落至7%～8%的适度区间。”张立群表示。

　　一方面，中国当前之所以要努力调结构，关键原因在于市场需求快速扩张的条件以及低成本条件发生了改变。此外，劳动力、土地、资源成本也明显提高。“如果通过扩张性的政策‘勉强’把速度推上去，代价和风险非常大，也难以持续。”张立群表示。

　　但另一方面，经济增速也不能下降太快。否则，企业没有了发展空间，便没有动力去转型升级，还会引发许多社会问题。

　　在张立群看来，刚刚过去的二季度应该是全年经济的“底部”，三季度至少会在二季度的水平上保持平稳，也有可能小幅上升。他判断，全年经济会呈现出“前落后稳”之势。

　　“我们应当对中国经济基本面保持信心。”张立群表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蕴含的内需扩大和经济增长潜力非常巨大，这会对经济增长形成有力拉动，对经济增速保持在7%～8%之间的合理水平提供坚实保障。

　　加快改革为调结构提供体制保障

　　如果说稳增长是为了给调结构创造有利的宏观环境，那么加快推进重点领域和环节的改革，则是为调结构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对此，张立群表示，以淘汰落后产能为例，要完善“破产退出”制度，完善再就业的援助制度，要避免转型带来过大冲击;要进一步放开市场的准入，减少各种行政性的管制，真正使市场进、出渠道更加顺畅。另外，也要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减少政府对各种经济活动的“过度”介入，强化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上的责任，并加强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长远规划。

　　贾康表示，结构性减税应该作为今后一个时期财政政策的重点。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有选择地降低进口关税。此外，上海率先试点的“营改增”，是一个积极转变，其直接效应就是拉动消费，扩大内需。

　　“与此同时，还要加强资源税的顶层规划设计，以便更好推动节能减排。”贾康说。

　　“只有通过不断完善体制机制，才能真正完成经济转型，为下一轮更高水平、更小代价、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夯实基础。”张立群表示。(李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