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轨迹来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无不将发展对外投资作为提升本国产业结构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从国际经验来看，任何一个国家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都需要在参与全球经济大循环中加快结构转型。只有开拓和分享全球大市场机遇，才能从中获取分工收益，增加国民收入，最终转化为对国内最终消费的带动作用，形成良性循环。同时，我国实现工业化所倚重的资源和环境也无法靠自身来承载，必须通过国际交换解决资源能源短缺的问题。这些经济发展中的客观现实与制约因素，决定了我国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离不开外部市场的支撑。

　　伴随着中国企业整体实力的明显提高，中国对外投资自2002年以来进入快速发展期。统计显示， 2003—2010年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年均增长7%以上。目前中国从事跨国投资与经营的各类企业已发展到 3万多家，对外投资遍及世界 160多个国家。虽然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遭受重创，但这次金融危机同时也带来世界经济调整。从危机中寻求产业结构调整的契机，既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战略和任务，同时也是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面对全球整合和开发资源，主动谋求中国经济在国际产业布局中由低端向高端逐渐转移、提升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一个良机。

　　“走出去”的机遇

　　1.“走出去”的主体优势和产业优势逐步显现。

　　企业规模是决定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企业规模明显增强，经济实力持续提升。中国企业在世界企业 500强中的比重继续攀升，共有43家公司入围 2009世界企业 500强，收入利润率和净资产收益率等绩效指标也首次超过美国。这既显示出中国企业所具有的强于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大企业的抗击金融危机风险的能力，同时也表明中国企业的规模和赢利能力进一步增强，已经具备和世界跨国集团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直接竞争的实力。与此同时，经过国内市场的充分竞争以及对外贸易的长期高速增长，中国很多传统制造业如纺织、家电、冶炼、化工、中低端电子、食品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已经相当成熟，相对于那些正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升期、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具有明显的产业比较优势。

　　2.庞大的外汇储备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强大的金融保障。

　　巨额外汇储备提高了中国的全球影响力，同时也为支持和加快企业“走出去”进行海外扩张和收购提供了强大的金融保障。一方面，雄厚的外汇储备不仅使得政府对企业的用汇审批变得更为宽松，企业也由此可以更为自由地使用海外投资产生的利润，这对于企业扩大投资规模、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极为有利;另一方面，中国利用外汇储备除购买美国国债和进行流动性资产投资以外，还可将一部分外汇储备用于海外矿产资源投资与企业并购，这已成为中国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中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构成中国外汇储备通过多样化经营、拓展投资领域和规避金融风险的重要途径。

　　3.欧债危机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在以往“走出去”的历史中，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进程并不顺利。在诸多失败的教训中，政治性阻力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遇阻的重要原因。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国家的流动性严重不足，为刺激经济复苏，政府纷纷制定更为宽松的外国直接投资政策。例如，提高或消除外国直接投资的上限，简化审批程序，对外国公司降低税率，改善投资者获得资金的条件和投资便利等。因此，中国企业此时的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能够提供和创造就业机会的投资普遍容易为东道国所接受。正是这种金融危机之后的否极泰来，使得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海外监管和审查得以放松，进行海外并购的政治障碍也随之减少。特别是与美国在欧洲的投资相比，中国在欧洲的投资微不足道，中国的投资有助于东道国创造就业机会，因而是一种“双赢”。

　　“走出去”的风险

　　1.企业的规模较小,融资能力较低，抗击风险能力低。

　　除个别较大企业外,我国海外企业普遍规模弱小。据商务部统计，3439家样本境外企业的平均投资规模为965万美元,其中资源开发类企业规模最大，而制造业企业的平均投资规模还不足百万美元。同时,受企业资产规模、海外融资权限、母公司投资能力以及资本流出等条件的限制,企业得不到有力的资金支持， 使许多海外企业长期形不成拓展市场的能力。

　　2.企业在海外市场“内战外打”，低价恶性竞争。

　　国家层面上“走出去”战略布局缺乏系统研究和统筹协调，由于缺乏政府统一协调，企业在海外市场“内战外打”、恶性低价竞争问题严重。某些竞争者为了自身的局部利益,采取不正当的竞争行为， 低价恶性竞争，对自己国内竞争对手进行非正当的刻意打压，没有形成协调合作作战，往往是“省自为战，市自为战”，更多的是考虑部门与地方利益，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损害了双方的利益， 产生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并严重破坏了中国公司在海外的形象。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走出去要有资质和门槛要求，否则，在国外表现在投标价格上的无序恶性竞争，让中国企业在海外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3.金融危机加剧了某些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动荡，使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更大的社会和政治风险。

　　为维护本国经济安全，各国法律对外商投资均有严格规定。除此之外，随着东道国政府政权更迭或政策变化，一国对外投资还可能面临战争、征收、国有化以及恐怖活动等政治暴力事件的威胁。在中国对外投资的区域分布中，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发展中国家占很大比例，这些发展中国家政治风险相对较高。由于中国海外投资保险的发展相对滞后，绝大多数对外直接投资项目并没有进行相应的海外投资保险安排，这使中国企业在“走出去”时面临的政治风险无法合理分散和规避，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某些国家和地区政局动荡，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之间矛盾冲突频现，加剧了海外投资者的社会政治风险。

　　4.高素质的跨国经营人才匮乏。

　　企业进行跨国经营需要大批高级的金融、科技、管理和法律方面的人才,他们不仅要熟练掌握外语,还要通晓国际法和国际商业惯例,通晓当地的风土人情，而我国企业恰恰缺乏这方面的复合型人才， 人才瓶颈已经成为当前制约企业走出去的明显障碍。目前我国企业在海外经营，还带有很多国内市场上习惯的做法。这种运作与国外的法律和商业习惯格格不入，出现了诸多问题，包括商业信誉的问题，一家企业出了问题使众多的企业都受到影响。这就需要国际化的企业进一步适应国外的法律和文化，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首先就是要加强海外经营人员的培训。企业的盈利要为人才储备提前做好准备。

　　对策建议

　　1.建立国家层面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规划。

　　国家在企业走出去中应制定战略性规划，统筹安排，建议成立一个综合的战略研究部门，研究和分析未来10年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部署。摆脱上层热、中间冷、下层不知道怎么办的信息不畅的局面。此外，政府应加强和相关国家在政府层面的交流，做到知己知彼，一方面可以未雨绸缪，另一方面出了问题能及时解决。目前我国的政策仍以应对为主，应加强主动性和应用型，以我为主，对我有利。加强走出去五大体系的建设：政策支持体系、金融保险支持体系、法律体系、人才支持体系、风险管控和预警机制体系。

　　2.建立行业协调机构，支持企业“走出去”。

　　发挥行业组织的作用，加强对企业服务，给企业提供咨询，不能让企业单打独斗，摆脱企业在海外打价格战的恶性竞争。国内相关部门要建立协调、配合、保障机制，把国家战略和企业战略结合起来。完善、统一“走出去”审批体系，改变国资委、商务部、发改委多头管理的现状，给企业走出去提供有效率的平台支持。在海外既要利用使领馆、经商处资源，也要学会利用当地资源和国际专业人才。聘用当地公关公司和律师事务所，了解当地税务政策和劳工政策。此外，海外企业还面临东道国反垄断法和反垄断调查的威胁。政府应考虑依法对外企采取反制措施，有所作为。如中国外贸运输80%市场由外国海运企业占据，并采取低价倾销等不公平竞争方式。应加强在重点海外投资地区设立行业协会，为企业服务。

　　3.加强对海外投资的立法，支持企业发展，规范企业行为。

　　“十二五”规划提出“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因此在政策制定上，要像重视“引进来”一样重视“走出去”，系统研究，上升到立法层面，建立法律保护和支持体系。通过法律手段规范和引导企业在海外有序竞争，用“组合拳”来解决问题。一是制定系统性的战略，确定政策目标;二是加强立法支持，如制定海外投资促进保护法;三是放松管制，强化市场主体，简化审批程序，帮助企业“走出去”;四是政府应向企业提供咨询、保障等必要的服务，降低企业负担，如财税政策上避免“双重征税”等。在“走出去”问题上要理顺政企关系，应以市场为导向，由企业自主决策，政府不要替代企业，要避免将海外投资项目“政治化”，干预企业经营，而应引导企业有序投资，并提供法律和政策上的支持。抓紧对劳务输出的立法工作，提高市场准入门槛，加强人员培训。目前，不少地区的劳务输出较为混乱，境外存在大量非法劳务人员，给管理带来很大难题，也有损国家形象。

　　4.探索外汇储备的多元化利用渠道，创设“走出去”专项基金。

　　目前国家对 “走出去”融资支持仍然力度不够，特别是对于民营经济对外投资应加强支持力度。不少国家对我国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心存芥蒂，但对民营企业不设防，接纳度较高。在此情况下，我国可探索外汇储备的多元化利用渠道，建议创设“走出去”专项基金，加大对各类企业的支持力度，将外汇储备更多转化为实体经济投资。要充分利用巨额外汇储备，支持企业对外进行资源类投资，运用国外资源弥补国内不足。扩大货币互存的规模，调动商业银行的渠道和积极性，用更充分的资金支持企业走出去。鼓励商业银行走出去，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配套服务。

　　5.“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在品牌、技术、人才上与跨国公司还有很大差距。在中国以往实行以“引进来”战略为主的长期实践中，中国企业逐渐成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全球产业价值链中附加值最低的一个环节，由此形成了一种以服务于跨国公司为主导的被动型的国际化经营模式。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程度的不断加深，如何建立中国自主的国际生产体系，实现在全球范围内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和效益的最大化，已经成为当前中国企业“走出去”时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由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尚处于初级阶段，海外投资的优势主要还是来源于国内强大的生产能力以及劳动力资源成本优势，其目标定位也多集中在开拓市场和获取战略性资源上。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比，中国企业依靠技术、品牌管理等在全球配置资源、构建自主国际生产体系尚有很大差距。这就要求我们向引进来的跨国公司学习，如吉利并购沃尔沃就是“引进来”与“走出去”很好结合的案例，走弯道超车的模式，用资金买跨国公司的品牌，在与跨国公司的融合过程中，培养我们的研发人员与技术工人，从而掌握人家的核心技术为我所用，利用跨国公司的品牌与影响力扩大市场的份额，从而逐步做大市场，占领市场，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