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目前，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超越了经济发展阶段，同时，中国也面临第一次人口红利过早消失、第二次人口红利开发困难和养老资源不足等挑战，如何解决中国人口“未富先老”问题，如何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就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靠增长解决“未富先老”

　　问：如何解决中国人口老龄化超越经济发展阶段这种“未富先老”的状况?

　　蔡昉：在过去的30余年中，中国在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提高方面创造了一个世界奇迹。但是，中国的人口转变更是以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步伐推进。人口转变与人均收入提高之间的这种缺口，可以被表述为“未富先老”。

　　从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生育率开始大幅度下降，少年儿童人口比重也迅速降低，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就开始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老龄化程度也一直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下一步，随着2015年前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老龄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并赶超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中国应对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老龄化水平提高的人口转变后果，关键在于保持高速增长势头。换句话说，由于人口转变过程是不可逆转的，即便在生育政策调整的情形下，老龄化趋势仍将继续，已经形成的“未富先老”缺口，主要应该依靠持续的经济增长来予以缩小，并最终得到消除。

　　应对老龄化面临诸多挑战

　　问：中国在应对老龄化上面临什么挑战?

　　蔡昉：在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获得之间，需要避免出现一个人口红利的真空时期。而“未富先老”的特点，的确在两次人口红利的良好衔接上，给中国带来特殊的困难。如果通过在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条件的同时延长第一次人口红利，中国就可以避免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虽然在许多发达国家，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成为应对老龄化及其带来的养老基金不足而广泛采用的手段，但是，中国的情况有显著的不同，使得这个做法不应成为近期的选择。中国目前临近退休的劳动力群体是过渡和转轨的一代。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的人力资本禀赋使得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不利竞争地位。一旦延长退休年龄，高年龄组的劳动者会陷入不利的竞争地位。

　　中国的养老模式在相当大程度上仍然是以依靠家庭为主的。作为“未富先老”特点的一种表现，中国社会养老体系尚不健全，参与率和覆盖率低，在老年人主要的养老来源，即劳动收入、家庭成员供养、离退休金或者养老金三种来源中，家庭成员供养的比例很高。

　　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仍然是现收现付性质的，现收现付制是建立在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大、比重高，并且人口抚养比低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上述条件发生变化，则要求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来支撑，否则这个制度就是不可持续的。相应地，如果大幅度提高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并且把养老保险制度从现收现付模式转到积累型模式上，就可以具备必要的制度条件，解决与储蓄率相关的未来经济增长可持续性问题。不仅如此，及早扩大个人账户积累也有利于缓解养老负担问题。

　　开发人力资本保持增长

　　问：中国应如何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

　　蔡昉：“未富先老”的特征，一方面，给中国经济增长转向生产率提高驱动型模式提出了特殊的挑战，另一方面，也留给中国一定的余地，可以利用现存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保持经济增长。而无论是应对前一挑战还是抓住后一机会，都要求创造相关的制度条件，以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

　　由于劳动力供给中实际上是包含着人力资本因素的。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固然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安排，扩大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从而保持劳动力供给的充裕，但是，如果没有劳动者素质的明显提高，这个人口红利则难以实际兑现。在深化教育的前提下，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并非要对人力资本积累产生负面影响。相反，人口结构变化还创造了一些新的条件有利于扩大和深化教育，这可以被看作是从人力资本方面创造经济增长新源泉的第二次人口红利。(记者　罗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