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应“一次转型”期的“一次改革”，处于“二次转型”期的我国必须及时推动“二次改革”。“一次改革”主要走的是“自下而上”的改革路径，“二次改革”应破除路径依赖，依“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路径进行，以“自上而下”为主，从顶层设计开始。

　　中国崛起的关键是推动“二次改革”

　　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制度性变革。制度环境的巨大变化为经济起步注入了强大动力，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确立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尤其是农村土地、财政税制、国有企业、海关贸易等领域的改革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接力式高增长，国家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顺利回归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可以说，我国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次转型”的改革预期目标基本实现。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全新的“二次转型”阶段，社会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发展目标和人民的利益诉求有了新的内容和表现形式。简单的计划向市场转型的改革取向也无法实现“二次转型”所要求的知识文明和科技、消费主导模式、产业发展、城市化、公共产品供应和政府等全面转型的目标，迫切需要推动对应的“二次改革”，进一步扫除体制性障碍，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释放新的活力和动力。如果说，前30年“中国回归”依靠的是“一次改革”，那么接下来30年支撑“中国崛起”的关键则是“二次改革”。

　　“二次改革”应从顶层设计开始

　　由于历史原因和认知局限，“一次改革”主要走的是“自下而上”的改革路径，充分发挥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和地方政府的创新精神;“二次改革”是更深层次、更广层面的改革，应破除改革的路径依赖，依“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路径进行，以“自上而下”为主，从顶层设计开始。因为：

　　“二次改革”缺乏改革共识。“一次改革”拥有广泛的改革共识，文革结束之后全国上下思变之心鼎盛，社会阶层分化比较简单，利益较为一致，因此，从农民到工人，从个体工商户到领导干部都搁置争论、一心谋变，基层创新层出不穷，好的制度创新立刻被模仿套用，推而广之，“自下而上”地成为宏观政策。而30多年的快速发展在做大了经济蛋糕的同时，也加大了社会阶层和利益诉求的分化，之前对改革作出贡献的部分人往往已成为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对继续推动改革缺乏积极性，甚至演变成阻碍力量。一些主导改革、制定措施的部门，从部门利益出发，追求部门更大利益和改革利益部门化。缺乏改革共识，“自下而上”的改革效果就难于以前，只能及时推动“自上而下”的改革设计，上下齐动，合力推进改革。

　　“二次改革”重在建设。“一次改革”重在“破”，主要是解放生产力。由于并不清楚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只有一个简单理念，就是传统体制必须要“破”，因此，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探索中寻找道路。“二次改革”则重在“建”，主要是发展生产力。“破”可先拆砖后拆架，“建”则只能先搭架后填砖，进行先期规划设计，按照方案层层推进，方可成功。因此，“二次改革”的任务和目标决定只能“搭桥过河”，以“自上而下”为主。

　　“二次改革”是系统性、全局性改革。“一次改革”是局部改革，以经济领域改革为主，由于当时最需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所以经济改革成效最好，最受欢迎。“二次改革”的系统性、全局性更强，是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位一体的改革，改革的内容更广泛，改革措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改革的利益关系盘根错节，“自下而上”的局部改革方式往往单方面推进，没有系统谋划，缺乏配套协调，难以适应要求，只能“自上而下”全方位地推行系统系改革方案。

　　“二次改革”的环境更为开放和复杂。“一次改革”时期，全国各地都处于绝对贫穷状态，情况单一，水平平均，一地的创新可以很容易被各地成功复制，且当时信息交流相对闭塞，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纠纷和社会事件容易被限制在局部传播，改革的代价和试错成本相对较低，地方改革积极性较高。“二次改革”时期则不然，全国各地发展不平衡加剧，各地情况不一，一地成功的改革创新放到另一地则效果大打折扣，有的甚至起到反作用，改革的可复制性降低。同时，一地改革试错中的负面事件很容易成为波及全国的舆论焦点，改革的代价增大，地方改革的积极性减低，只能“自上而下”地推行改革。

　　作者系广东省社科院人力资源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