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超过4000美元，正处于从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期。同时，长期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土地、资源、劳动力等要素供给不再无限，要素成本快速上升，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对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约束进一步增强，过度依赖的低成本比较优势正在加速弱化，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了一些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不仅如此，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还面对被更具低成本比较优势的穷国竞争者和主导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创新的富国挤压在中间的窘境，是继续沿着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方式前进，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寻求新的经济发展动力基础?从跨越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经验与教训来看，中国惟有突破既有发展方式，，以自主创新寻求经济内生增长的新动力，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逐步摆脱对传统比较优势的过度依赖，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比较优势理论长期以来被作为指导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开展国际贸易、实现经济结构升级以及经济发展的准则。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得益于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然而时至今日，随着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的上升，既有比较利益正在衰减，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传统比较优势的局面已经难以为继。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国内外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中国亟须培育新的竞争优势，拓展新的经济增长空间，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的动力支撑结构。

　　从经济发展实践看，发展中国家按照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来布局整个产业，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初期，固然可在一定程度上获取相应的比较利益，实现资本的积累和经济增长的维持。但从长期来看，劳动力、土地、资源等要素成本的上升和稀缺性将使得低成本比较优势的基础逐步丧失，投入边际报酬不断下降，日益呈现出依赖外生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增长方式的不可持续性。

　　此外，由于发达国家控制技术密集型产业并居于产业价值链的中心环节，具有不可替代性或替代弹性小的特点，自然会千方百计运用各种方式保持自身的竞争优势，防止技术外流，从而导致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受阻。发展中国家如果放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过度发展，只会导致产业发展的进一步失衡和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笔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出路是在传统比较优势消失之前，加快培育以科技自主创新和人力资源提升为基础的新竞争优势。当然，发展中国家要实现从传统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换不会一帆风顺，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会使其面临以下问题：

　　一是创新发展动力不足。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发展初期具有见效快的特征，会诱发发展中国家政府和企业将产业发展动力放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上，忽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实施技术创新往往被视为是高投入、高成本、高风险且见效慢的行为。一旦被锁定在低端发展，升级转型的风险成本等因素自然又引致发展动力不足、阻力巨大。同时，发展中国家政府基于就业、税收、资金投入、经济增长等考虑也难以割舍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难以形成技术升级的凝聚力。

　　二是创新发展能力不足。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依托劳动密集型产业消耗了大量的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要素，制约了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投入能力，高替代弹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仅产生微薄的生存利润，难以支撑产业技术升级的资本投入，难以承担创新中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通过控制价值链低端比较优势产业的利润空间，挤压、削弱和瓦解后发国家企业的资本积累能力和研发投入能力，通过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大宗购买的买方力量，促使后发国家企业专注于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环节，诱导这些企业放弃技术研发，愈发构成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和低端锁定。此外，发展中国家需求结构提升所带来的对高档消费品、技术设备更新等投资品和高端服务业的需求，又会通过进口和储蓄漏出的途径，“泄露”至国外的相关产业，国内投资的乘数效应大大减弱，但却带动了国外高端产业的发展，使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

　　三是技术创新空间不足。发达国家一方面运用知识产权、技术标准及控制产品技术生命周期等方式，控制和抑制后发国家的技术研发活动，转移技术含量低、能够进行标准化大规模生产和附加值低的生产制造环节，将发展中国家长期锁定在国际分工的低端;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通过收购后发国家的优势企业或研发机构，或通过与后发国家的大学、科研机构、领先企业合作成立技术研发机构，控制、引导和吸纳后发国家的研发体系和人才。尽管后发国家可以通过技术引进、产业转移或者“干中学”来分享技术溢出带来的好处，但这种“涓滴扩散”带来的能力提升始终都是外生的、潜在的，不能提升发展中国家内在的、现实的竞争力。

　　四是产业空心化、低度化发展趋向严重。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产业升级所需的核心技术和加工环节，生产环节少、加工链条短，生产性服务业的延伸拓展受到抑制，从而导致产业结构呈现空洞化和低度化趋向，产业结构失衡问题突出：一方面是产能过剩，只能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低水平的价格竞争，另一方面，技术附加值较高的产品和资本品的严重短缺又必须依赖国外进口。一般说来，当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过度发展导致投资报酬率下降时，资本应流向边际报酬更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但基于比较优势的低端分工位势使得发展中国家技术升级受阻，高等教育投资所形成的高素质人才因产业发展失衡会出现智力外流和就业难现象，资本反而流向房地产、基础设施、资本市场等领域，不仅会给国内经济造成泡沫，还使得大规模投资拉动的多是低加工度的原材料工业，从而进一步固化产业结构的低端化。可见，具有比较优势并不意味着具有竞争优势，从长期看，发展中国家必须实现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转变。波特就曾提出一国的国际竞争力取决于产业发展和创新能力的高低，并将国家竞争优势归因于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与支持性产业、企业战略结构及竞争等四个关键因素。

　　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的基础就在于持续的自主创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外生的技术推动向内生的创新驱动转变。对中国而言，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也趋向衰减，由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势在必然。中国要提升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的竞争力与分工地位，亟须建立以科技创新和人才强国为基础的竞争优势，改变经济增长对传统比较优势的高度依赖。继续以比较优势理论指导中国产业的国际分工与资源配置，只会使中国成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下的“新兴市场”。

　　(陈 亮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