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中共党史研究，滥觞于20世纪初国外对中国状况的关注、报道和研究。20世纪初，美国、日本等国家较早开始关注中国的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情况。俄国于1920年开始搜集资料，并重点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为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做决策提供参考意见。这些研究虽与纯粹意义上的中共党史研究存在差异，有的研究甚至发生在中共成立之前，但却与中共党史研究密不可分。为了全面地反映问题，本文在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中共党史研究”的概念，既指具有明确学科属性、专业形态独立的中共党史研究，又包括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学、汉学等涉及的中共党史研究。

　　中共成立后，许多国家有意识、有目的地展开了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九十年来，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虽然存在国别间、时段间的不平衡和差异性，但从整体来看，也呈现出一些共性的状况和特征。

　　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蓬勃发展，呈现出成为国际显学的态势。

　　国外建立了众多研究机构。有些国家明确了中共党史研究的学科属性，设置了学位授予点;创办了《中国季刊》等学术期刊;研究队伍庞大，人才资源丰富，涌现出诸如费正清等享誉全球学术界的学者。很多国家在战略上高度重视中共党史研究，从国家和政府的层面支持中共党史研究，甚至列入政府工作的范围。如二战期间美国集中培养研究中国的专业人员，在客观上涉及并推进了中共党史研究。国家或财团设立基金组织，在资金上保障研究的开展。

　　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蓬勃发展的原因大致有二：一是国家利益和国家战略的需要。研究作为中国最重要政治角色的中共，为制定国家内外战略和具体政策作参考。二是中共九十年的历史风云变幻、波澜壮阔，其所蕴涵的丰盈的思想价值和独特的文化魅力，对国外学者构成了浓烈的吸引力。

　　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历来多元化，思想观念开放，研究范式新颖。指导思想作为根本性、深层次的思想形态，决定了具体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如在1970年代以前，美国中共党史研究长期抱守西方中心论的指导思想，在其支配下产生了“冲击—回应”、“近代化”、“帝国主义”等三种研究范式。其实质是用西方观念僵硬地观照中国历史，将中国置于被动的角色，疏于考察甚至完全不顾中国实际。1980年以来，美国的中共党史研究指导思想逐步实现了向“中国中心观”的转型，研究范式也相应地做出调整和创新。

　　国外中共党史研究注重跨学科研究，研究方法丰富多样。善于移植和整合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统计学、心理学等多学科思想资源，运用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口述史学、话语分析、历史渊源等具体的研究方法，开启了从多视角、多层面考察党史问题的新窗口，得出了不少深富启迪意义的新观点。但有时也陷入纯粹追求方法翻新、不顾方法适用性的方法论崇拜的窘境，进而导致某些结论的片面性或根本错误。

　　国外中共党史研究领域宽广，研究对象丰富，既重视宏观研究，也关注个案研究。研究领域涉及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诸多方面。研究对象更是不胜枚举，针对工人罢工、农村变迁、土地改革、教育制度、生活方式、权力斗争等展开研究。研究对象呈现出越来越微观化、越来越边缘化的特征。

　　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受意识形态、文化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存在相当的不足和局限。

　　研究中共党史的国外学者，在立场上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情况。一是全然以局外人的身份参与研究，不存在政治负担和思想顾虑的羁绊。这使其有可能站在较为客观中立的立场上，大胆开放地进行研究，所得结论较能符合历史实际。二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尤其是在反共情绪强烈的历史时期、在由政府主导的政策研究等项目中，研究者已然预设了角色，不仅难以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上，而且深受反共思维的影响，政治偏见导致结论偏颇。中外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差异，也是影响国外学者观点生成的重要因素。比如，曾经产生巨大影响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视为中国“王朝循环”链条中的一环，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封建王朝的本质差异，得出了不符合历史实际甚至根本站不住脚的结论。

　　因为在政治立场、文化观念、指导思想、研究方法、资料使用等方面存在偏差，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往往出现偏颇或错误的观点，存在相当的不足和局限性。

　　审视九十年来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可以从中汲取的启示是：首先中共党史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国外中共党史研究之所以出现某些错误观点，就是因为站在了狭隘的立场上，坚持了错误的观念，运用了不科学的方法。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党史问题。这样方能得出客观、全面、科学的结论。其次，中共党史研究必须具有世界眼光，批判地汲取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成果。中共党史研究必须拓宽视野，在对国外研究进行辨析、剥离的前提下，高度重视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成果，广泛地吸收国外中共党史研究的先进观念和新颖的方法，深入开展中外交流，努力开创中共党史研究繁荣发展的新局面。(郑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