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类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时候，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90华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90年，是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紧密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90年。在90年的光辉历程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真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对我们深刻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和宝贵经验，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是坚持这一指针的典范。但是党在幼年时期，由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思想和党内“左”倾情绪的影响，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盛行，尤其是王明的“左”倾路线，给党的发展和中国革命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致力于揭露批判教条主义的危害，引导全党以马克思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着力研究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顺应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普遍规律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

　　在1938年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有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毛泽东还明确要求，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普遍深入地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学习他们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地总结;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深入研究和了解其特点和规律性。毛泽东的论述，指明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具体要求。

　　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在同各国各民族的具体实际的结合中实现的。恩格斯曾经指出，《共产党宣言》中所阐明的一般原理和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国家的运用并获得发展，不能不表现出不同的民族特点和形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发展要求的表现和成功典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富有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阐释和表述，但是更重要的是其蕴涵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毛泽东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表述马克思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一般原理。同时，把一般原理具体化，独立自主地研究中国的国情、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独创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超越了“城市武装暴动”、“城市中心论”的武装斗争模式，用中国特色的新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经讲过，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结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毛泽东的这一段话，包含着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在于“实现结合”，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找出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这种结合，是一个双向“化”的过程。一方面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也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念、方法，认识和看待中国国情，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制定出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改造中国、建设中国、发展中国。另一方面，在实现这种结合的过程中，善于总结党领导下的群众实践经验，使之带有系统性，形成新的理论观点，使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增添新内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同教条主义斗争中，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始终不渝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第一次飞跃发生于民主革命时期，集中体现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毛泽东思想经历了一个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思想在艰难困苦的奋斗中产生和初步形成;1935年至1945年的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在多方面完善并形成成熟的科学体系，党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思想继续得到发展。

　　毛泽东思想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主要包括：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界定、关于社会阶级结构的认识与分析、关于革命对象与革命力量的配置、关于革命道路的选择即“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等。毛泽东设计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型社会形态——— 新民主主义社会，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主要包括：关于革命分两步走的论述、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论述，等等。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巩固新民主主义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开始了全面实行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新理论，主要包括：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社会基础问题、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途径和形式问题、三大改造完成以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等。特别应强调的是，毛泽东创造了对民族资本家的赎买政策，开拓了中国特色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毛泽东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它的主要内容还包括中国特色的革命统一战线理论、中国特色的人民战争战略与战术思想、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政策与策略思想以及一整套党的建设理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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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向第二次飞跃的过渡

　　1956年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开始了大规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始进行艰辛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历程充满了艰辛和曲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从“革命”向“建设”转变。但是，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第二次结合”并未实现，理论主题的转变也没有完成，我们可以把这一阶段称为第一次飞跃向第二次飞跃的过渡，或者说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准备阶段。

　　毛泽东针对我国经济体制受苏联模式影响暴露出的许多弊端，首先提出要以苏为鉴，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1956年毛泽东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同年召开的党的八大制定了反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1957年毛泽东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反映出在毛泽东领导下，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了良好开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重要的思想理论成果。但是，由于“左”的思想倾向的影响，后来发生了“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严重错误，使一些正确的思想理论原则和方针政策没有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尽管如此，毛泽东和我们党在这一时期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所取得的正确的思想理论原则，仍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进程，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直接的理论来源和宝贵的经验借鉴。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和科学的方法论前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

　　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进入了新阶段。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党内的主导地位，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中，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伟大历史转折。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开始新的探索。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心命题，确立了新时期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索的主题，标志着新的理论开始形成。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三大，邓小平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展开一系列的探索和论述，深刻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党的十三大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轮廓，列举了十二个重大理论观点。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展开深入论述，十四大报告对这一理论体系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党的十五大，将这一新的理论体系概括为邓小平理论并作为指导思想写进党章。

　　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阶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面临空前的困难和压力。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全面把握大局，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执政党建设规律，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上个世纪末，江泽民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进行了深入探索。同时，突出探索和回答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长期执政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形成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理论观点。2000年春天，江泽民在广东第一次提出“三个代表”的命题，为新的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心概念。以2001年“七一”讲话为标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初步形成了科学体系。2002年，党的十六大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党章，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

　　党的十六大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了科学发展观形成阶段。在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一方面是发展的基础逐步增强，另一方面是发展中的各方面矛盾也进一步暴露。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全面把握党和国家发展的全局和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的趋势，适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2003年春天的抗击“非典”斗争中，胡锦涛已经对发展观问题进行了阐述，特别是在当年4月全国抗击“非典”工作会议上，他提出坚持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同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004年3月，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对科学发展观深刻内涵、基本要求和精神实质做了系统的阐述，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深刻阐述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标志着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的形成。

　　十七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做了明确界定，阐明了这一理论体系的重大意义和历史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将不断吸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从而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勃勃生机。

　　(作者系省社科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