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富”与“民穷”是相对的，如何衡量?国际上有一个大家普遍认为客观的指标：恩格尔系数，即居民的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恩格尔系数低于 30%的家庭，在国际上都是比较富裕的，属于中产阶层偏上;如果达到40%，就是刚刚达到中产阶层，万一遇到意外极可能被扫落到底层;恩格尔系数为50%者，一般就属于低收入阶层;若到了60%，那就确实是贫困者了。

　　经调查，2009至2010年，中国所有的城镇居民(这里不包括农村居民，因为农村的食品一般是自己种、自己吃)，月收入低于1000元者，必须把60%左右的钱财用于购买食品。那么这部分城镇居民，肯定是国际意义上的穷人。而这两年全中国的恩格尔系数的平均数是40%，也就是说，中国在整体上其实刚刚脱贫，刚刚进入温饱和小康生活。因为40%是平均数，城镇人口若按9亿(不管有无户口)计算，可以想象有多少人是被“拉进”温饱和小康的，而事实上有相当部分人还属于低收入和贫困阶层。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最近越来越多的深圳居民来香港狂购食品、日用品，这说明内地的恩格尔系数在通胀压力下正大大上升，相对应的也就是贫困面的逐渐扩大。

　　中国的“国富”格局，在强势体制群里属于最强势的一档。“民穷”的格局在同样制度群里也属于最低档次。为什么会这么说，我把我和研究助手几个月里精心统计的可靠数据公布出来，一系列的数字让人一目了然——就政府从GDP大饼中取走的份额而言，1953年的世界平均水平是 12%—13%，社会主义国家的平均水平是12.8%—13%，中国是17%。到了1970年，趋势出现变化：世界平均水平是 15.5%，社会主义国家的平均水平是 14%，而这一年的中国是18.5%—19%。

　　1970年代末，世界平均水平是23%，社会主义国家的平均水平此时与世界水平大致相同，中国的数字却上升到28%。

　　本世纪初，世界平均水平是24%，社会主义国家的平均水平是23%，而中国已超越30%(不到31%)。

　　政府取走的GDP，按理说会有很多方式回馈给社会——当然，也可以不回馈。所以，关键在于政府拿走的钱怎么花。那么来看另一组数字，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1950年代初期，世界平均水平稍高于70%，社会主义国家的平均水平是83%，中国此时为69%，接近于世界平均水平。

　　三年饥荒时期比较特殊，中国的数字严重下滑至47%。

　　1964年中国开始出现大的调整，经济有短暂的恢复期，这一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成为1949年以来的最高：70%。此时世界平均水平、社会主义国家平均水平是74%左右。

　　此后中国的数字一路下滑。2004年，中国经济已高速增长多年，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却下降到37%。此时的世界平均水平是 67%—68%，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虽然经历了重要转型，但它们的居民消费没有太大的波动，与世界平均水平保持相当甚至稍高。

　　可以看出，中国这些年来有最高速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巨大成果不容否认，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人的代价，普通百姓的代价。

　　(2011年第2期《同舟共进》丁学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