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吴邦国委员长在全国人大会上宣布“中国不搞多党轮流执政”，这不能被简单地解读为“中国不搞多党制”。事实上中国不是一党制，也不搞西方的多党制，而是实行一种独具特色的多党制。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的这种政党体制是很有特色和优势的，我们决不能妄自菲薄。

　　中国的政党体制独具特色

　　毛泽东早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就明确提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后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基础上，中国逐渐发展成熟了一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就是说，中国既不搞西方多党竞选轮流执政的那种多党制，但也不搞苏联那种由苏共一党单独执政的一党制，而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其他各民主党派“合作”，形成和建立起一种独具特色的多党制。这种中国式的多党制与西方的多党制区别何在?除了性质不同，从形式上看，西方是“多党竞选和轮流执政”，而中国是“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所谓性质不同，指的是中国的多党制属社会主义性质，因为它坚持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要求，舍此就谈不上社会主义。而苏共是将“社会主义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与“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这种领导”这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问题混淆起来。他们在十月革命后迅速改变了一度存在的“多党并存”的形势，最终形成了“俄共一党独存”的局面，因此后来苏联长期实行的是苏共“一党制”。

　　中国的情况与苏联不同。在我国内地范围内，除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之外，还有8个参政党，为民主党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些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同这些阶级相联系的知识分子，以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进入新世纪新阶段，这些民主党派是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亲密战友，是进步性与广泛性相统一、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

　　从西方的观点看，多党制必须是多党竞选和轮流执政，否则就不是多党制。我们不能赞成而要超越西方的这种“话语权”。中国的人文精神和求实传统，加上近代革命和现代政治的实践，已历史地铸就了中国不能搞西方那种“多党制”，也不能照抄苏联的“一党制”，而只能是今天这种“独具特色的多党制”。

　　中国政治民主的特色：选举民主+协商民主

　　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就民主形式而言，是由“选举+协商”两种形式构成的。正如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所指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这就是说，中国的民主是“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的制度。

　　中国的政治制度很有特色，已吸引了不少国内外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和讨论，并提出了“纵向民主”(VerticalDemocracy)的概念和理论。在这些学者当中，包括了美国当代著名政治思想家、《民主新论》的作者乔万尼?萨利托，以及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大趋势》的作者约翰?奈斯比特等人。后者在其新作《中国大趋势》一书中提出，美国实行的西方式民主制度是一种“横向民主”，而中国实行的是“纵向的民主制度”。西方人想到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时，脑海中出现的是一个横向结构，由无数个“个人”“平等地”选举出自己的领导，这是一种“横向民主”。而“纵向民主的主要优点就在于，能够使政治家们从为了选举的思维中解放出来，以便制定长期的战略计划。”中国与其文化传统和国情相适应，实行一种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相结合所形成的政治模式，这就是与西方“横向民主”不同的“纵向民主”。奈斯比特认为，如果中国建立的是西方式的“横向民主”体系，大量精力会浪费在竞选的争斗之上，大批候选人会提出无数个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这容易导致混乱，是珍视和谐与秩序的中国人不愿看到的。中国没有以民主改革的名义使自己陷入政党争斗的分裂局面，而是在现执政体制内进行了调整，通过倾听自下而上的声音并且保持高层的决策权。奈斯比特认为，这一模式显然是中国 30年成功的一个重要保障。

　　另一方面，西方学术界在反思“选举民主”不足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协商民主”(DeliberativeDemocracy)的概念和理论，以破解选举民主的困境，弥补选举民主的缺陷。1980年美国克莱蒙特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瑟夫?毕塞特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中首次提出了“协商民主”的概念。1990年代之后，在美国约翰?罗尔斯、英国安东尼え吉登斯、德国于根?哈贝马斯等著名政治哲学家的支持下，“协商民主”理论异军突起。但总体讲，这一理论在西方还主要是在学术界研究和讨论。然而在中国，“协商民主”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政治实践，这表现在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协商民主”的固定平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其各级人民政协组织。西方学者提出的“协商民主”的概念和理论，虽然是从他们的角度出发的，但这足以证明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自己的特点和优势。

　　现在中国正努力探索如何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把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这两种民主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体制。首先，中国的选举民主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同时政治协商不仅会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而且会通过各级政府主动实施的民主恳谈会、听证会等形式进一步向其他领域扩展，使协商民主更加普遍化、制度化和程序化。

　　中国政治体制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苏联

　　中国的政治体制既要同西方的模式划清界限，也要同斯大林模式划清界限。前者涉及不同社会制度问题，后者属于不同体制问题，但都是很重要的问题。

　　现在西方有人仍将中国列入“斯大林主义”国家之列，国内也有学者从不同角度认为中国仍未摆脱斯大林模式，特别是在政治体制上，有人认为中国仍是“斯大林模式的沿袭”。我们不能赞成这种看法和说法。

　　第一，我们是将斯大林的一生和“斯大林模式”区别开来的。对斯大林的一生我们没有放弃对他的基本肯定，但对“斯大林模式”，即他搞社会主义的那套办法和体制，尽管其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但当今条件下应基本否定。

　　第二，我们不能低估斯大林给社会主义形象造成的损害，即不能轻视斯大林“后遗症”。斯大林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下，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损害了社会主义形象，败坏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声誉。邓小平同志就曾指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情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是将斯大林模式作为“改革对象”看待的。

　　第三，中国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实行民主集中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等特点和优势，常被人视为中国仍沿袭“斯大林模式”的“根据”，这是不正确的。经俄国传到中国来的不都是什么“斯大林主义”，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当成“斯大林主义”。中国体制中的上述特征和优势，不是“斯大林模式”的“沿袭”，而实际上是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坚持列宁的建党学说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必然结果”。

　　第四，中国体制中的这些特征和优势，归根结底源于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斯大林模式”的沿袭，将这二者区别开来，有利于明确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如果将这些优势视作“斯大林模式”的沿袭，现在虽暂时坚持，将来迟早会被“改革掉”。如果是作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来“坚持”，虽然这也需要与时俱进地继续进行“改革”，但总体上是考虑如何更好地坚持和完善的问题。

　　世界不存在统一适用于各国的“最理想的民主模式”

　　民主具有普遍性，同时也具有特殊性，它同任何事物一样，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由于实现民主需要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而这些条件在不同的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可能极不相同，因而世界各国的民主又都必然带有本国本民族的特征。

　　世界从来就不存在统一适用于各国的什么“最理想的民主模式”，一切民主制度都必然具有本国本民族的特点。美国的民主政体没有照搬英国的，而英国的政体也无法照搬美国的。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虽然已显得很不合时代潮流，但英国保留君主自然有其历史原因和民族感情上的因素。日本人虽然在天皇发动的“圣战”中遭受了巨大的牺牲、痛苦和战败的惩罚，但多数日本人目前还需要天皇作为其民族统一的象征。各国的政治体制、民主政治不能不考虑本国特点和本民族的情感，因而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

　　国内外著名的民主主义思想家都认为，世界不存在可供各国通用的最好、最理想的民主制度。我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就曾说过，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上的民情风土习惯，和欧美的大不相同。中国的社会既然是和欧美的不同，所以管理社会的政治自然也是和欧美不同，“不能完全仿效欧美”。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就说过：每个民族都应根据自己的情况“确定一种特殊的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尽管其本身或许并不是最好的，然而对于推行它的国家来说则应该是最好的”。他还转引另一位思想家布拉马奇的话说，“每一种好政府并不是同等地适宜于一切民族。在这一点上，必须顾及各个民族的气质和特点以及国家的大小”。19世纪拉丁美洲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西蒙?玻利瓦尔，在领导拉美国家推翻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之后，曾就建立什么样的政治体制问题指出：“永远不要忘记，一个政府的优越性不在于它的理论，不在于它的形式，也不在于它的机构，而在于它适合于所在国家的性质和特点”。

　　近几十年来，东南亚一些国家公开抵制西方的说教和政治模式，坚持按本国实际情况行事，保持了社会政治稳定，经济获得了较快发展。而一些非洲国家在西方大国诱压兼施掀起来的“民主化浪潮”冲击下，曾被迫仓促地实行或宣布实行“多党制”，结果造成社会动荡和无政府主义泛滥，甚至引发了种族冲突和内战，搞得许多国家财殚力竭、民不安生。后来非洲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从实践中认识到，“民主同贫困难以相处”，“饿着肚子不能搞民主”，“没有发展就没有民主”。

　　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说明，中国的政治民主必须考虑中国的人文精神和求实传统，必须考虑中国的民族秉性和情感，必须以中国的历史和基本国情为依据，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