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无法(律)而有(办)法，现在有法(律)而无(办)法”。这是近些年来社会上关于法律信仰问题的困惑之声。

　　“过去无法而有法”，明显流露出一些人对过去的留恋，对“人治”的崇拜，这是两千多年的人治传统和专制文化积淀的必然反映。但事实上过去的“办法”在过去也不是万能的，如依靠大跃进、人民公社和阶级斗争的办法就没能解决民生问题，没能解决发展问题。如果祭起这套老办法来搞改革和建设，显然南辕北辙，“老办法无用”了。

　　“现在有法而无法”，原因也极其复杂，涉及传统理念、指导思想、体制机制的惯性等等问题。仅从实证层面看——

　　首先，“有法而无法”这本身就表现为法律信仰的贫困上，你在观念上就认为它没有用没有办法，将法律束之高阁，因而在行为上就必然忽略它、违背它，这再好的法律也必然一纸空文了。由于法律信仰的贫困，普法的形式主义也就大行其道，许多好的常用法律，许多人都不去读它，更不知去用它，自然会“有法而无法”。每个公民，尤其是领导干部都学法用法，增强法律意识，依法办事落到实处，才能真正“有法”。

　　其次，立法技术的不完善导致“有法而无法”现象。法条如果没有可操作性，没有强制约束力，人们对法律就没有敬畏感，当然也等于“无法”。如“常回家看看”入法，立足点不错，但如何强制约束不孝子女“常回家看看”，并能保证老人得到其精神抚慰而不是相反，实在很难。

　　再次，社会配套制度的不完整也导致“有法而无法”现象。“徒法不足以自行”，法的信仰与遵守，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执政党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机关公正司法、全社会自觉守法;需要从立法、普法、执法到监督全过程的制度创新和机制运行;需要民主意识的不断增强和民主制度的充分发育。如果公权机关恣意违法，法就仅仅是“驭民防民之具，政治权谋之术，治国理政之末”了。

　　作为法学教师，我时常在课堂上提醒学员：不要把“现在有法而无法”当做全称判断，不要认为违法可以心存侥幸，不要认为“法不责众”的违法事可以为之。

　　(作者单位：成都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