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频道推出了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夏继诚撰写的《打入蒋介石侍从室》一书。本书作者通过多次采访当事人和历年所积累的资料，记述了段伯宇、段仲宇两兄弟打入国民党统治机构的核心——蒋介石侍从室的传奇经历。以下为本书节选。(孙琳)

　　周恩来高瞻远瞩，向段伯宇提出：你要想办法打入到蒋介石那里去

　　周恩来于1939年2月16日离开重庆，到浙、皖、赣、湘、桂视察了两个半月后，于5月1日飞返重庆。

　　这时，重庆的政治气氛已经逆转，反共声浪甚嚣尘上。其原因是，1月间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会后散发了《异党问题处置办法》、《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秘密文件，加紧了反共活动。这次会议还决定设立作为党、政、军最高权力机构的国防最高委员会，蒋介石任委员长，并规定“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对于党政军一切事务，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这等于昭告天下：蒋介石要进一步强化他的独裁统治了。

　　无论是前方传来的消息，或是段伯宇从战地党政委员会获得的情报，都表明国内政治局势日益恶化，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事件不断加剧。例如山东的秦启荣部一手挑起了博山事件，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惨杀指战员400余人;河北的国民党军一部突然袭击博野县八路军分区司令部，在安国活埋共产党员多名，在束鹿包围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个连，杀害指战员21人。

　　共产党人和抗日军民的血在流淌，反共的黑暗逆流在增长。周恩来面对这样的形势，忧心如焚。

　　但是，蒋介石出于争取苏联、美国援助的需要，还不愿和共产党彻底决裂。他还要在表面上维持着和共产党合作抗日的统战关系。因此，如何影响蒋介石左右的进步分子，反对那些落后分子，特别是怎样经过抗战将领及有正义感的元老，造成进步的集团来影响蒋介石，就成为周恩来处理和蒋介石关系时的一个侧重点。

　　一天，周恩来让周怡通知段伯宇前来见面。

　　段伯宇老人向笔者详细介绍了当年周恩来副主席接见他的情景。

　　周恩来首先询问了段伯宇父亲段云峰的情况以及他和蒋介石、李济深的关系。

　　段伯宇简要汇报了父亲的历史情况，说他老人家和蒋介石是保定军校同学，同期不同班，但老人家和蒋介石合不大来，所以到重庆后也不愿出来做事。他老人家和李济深是陆军大学同学，李济深比他高一班。李济深汤山蒙难时，他曾联络了一些陆大同学设法营救过李济深。

　　说到这里，段伯宇还熟练地背诵了李济深在汤山被囚时写的一首诗：“丢了将军印，问渠何所之?汤山容憩影，独坐静敲棋。”又背了李济深写的七律《国难抒怀》给周恩来听。李济深的诗是这样写的：“国难方殷寇正强，存亡续绝费商量。可怜责任成虚负，到处游观没主张。风景纵佳游兴减，江山依旧主无常。应知巢覆无完卵，几度登临几断肠。”

　　周恩来听后，夸奖段伯宇的记忆力真好，还夸奖他作为战地党政委员会的“巡视员”对自己的顶头上司了解之深。

　　段伯宇又向周恩来汇报说：“军令部长徐永昌(字次宸)是我父亲陆军大学第四期的同窗好友，比我父亲大一岁。那时我才9岁多，住在陆军大学宿舍里。他常到我家玩，有时晚上就住在我家。他很喜欢我。我还和他在一个被窝里睡过觉呢!我从南昌来到重庆，先去拜见他。他问我见到了父母妻儿没有?我说还没有。他说你快去看看吧，你父母可叨念你呢!你妻子病得不轻，带三个孩子，不容易呀。你快回家去看看吧。”

　　周恩来全神贯注地听着，听完后说，令尊陆大毕业，后在保定军校执教，还当过段祺瑞的参谋次长，故旧门生不少，桃李满天下。你的社会关系不少呀!今后你要和他们多接触，主动和他们联系，做好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动员和推动他们共同抗日。还要通过他们去影响和推动蒋介石抗日。这对于克服目前的投降危险，制止国民党的反共降日阴谋，具有重要的意义。

　　周恩来问段伯宇读过哪些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段伯宇一一作了回答。

　　周恩来又问，你看过三民主义的哪些书?有没有看过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

　　段伯宇回答说没有，并说自己对国民党不感兴趣。

　　周恩来摇摇头，不以为然。他对段伯宇指示说：“你在白区工作，天天和国民党打交道，你不了解三民主义是什么，那行吗?为了做好工作，你今后一定要学习三民主义，要懂得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提出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指导思想。处在封建主义、异族统治和外国侵略下的中国，他提出革命应当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为宗旨。在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的宣言中，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孙中山提出的新三民主义，强调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强调民族的解放和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主张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应该说，新三民主义具有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是国共两党的宣言，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现在我们搞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革命的三民主义是两党的共同语言嘛!但是蒋介石背叛了新三民主义。我们不可能要求蒋介石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能要求他实现孙中山先生倡导的新三民主义。所以在白区搞地下工作，不但要学习三民主义，还要运用。只有这样才能搞好工作。”

　　段伯宇听了这一席话，有茅塞顿开之感。

　　周恩来问段伯宇对下一步工作有什么想法?段伯宇回答说想到前方去打小日本。他说，我的老家在河北。八路军在河北敌后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抗战业绩。作为一个燕赵子弟，他有责任到老家去拯救父老乡亲于水深火热之中。段伯宇还说，自己在国民党三十二军干过，又学过医，即使不能手拿武器上第一线与鬼子拼杀，也可凭借医术为八路军伤病员救死扶伤。

　　周恩来专注地听完了段伯宇的想法，点点头表示理解。但他却不同意段伯宇到前方去。周恩来说，到前线去杀敌固然很光荣，但抗日救国要做的工作很多很多，譬如在大后方重庆，可做的工作就不计其数。就其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来说，大后方的工作并不亚于前线。这里同样也可说是前线，是抗日救国必不可少的战线。你不是学过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吗，前方与后方的辩证关系难道你不懂得?我们在大后方，也是第一线嘛!

　　段伯宇望着周恩来睿智的面容，看到他那双浓黑的剑眉时舒时张，那双深邃的眼睛中透出思考的光芒，心想周副主席一定有重要的事要向自己交代。

　　周恩来略为沉吟后郑重地说：“段伯宇同志，你父亲和你本人在国民党军队，特别是国民党上层有不少社会关系，这是很好的工作条件嘛!你就不要到前方去了，就留在重庆，这里的工作很需要你，你就留在重庆吧，这里也是前线嘛!”

　　段伯宇立即表态说：“那好，今后一定在组织的领导下，在周怡同志的直接指导下好好干。”

　　周恩来满意地笑了笑，说：“好!好!”但他继而又摇摇头说，“不行，你光跟周怡，工作展不开。你应该自己想办法找一条路子，到蒋介石那里去工作。国共是敌对的，但现在党希望与蒋介石有联系。我们从正面联系，你打进去后在地下联系。所以你要到蒋介石那里去工作。”

　　段伯宇对此事先毫无思想准备，听了后不禁连连摇头，说：“不可能，我初到重庆，哪有什么路子呀?”

　　周恩来笑了起来，边笑边说了一句俏皮话。段伯宇对笔者说，他现在已经记不得原话了，周恩来副主席的意思是：你想叫我替你找路子打入到蒋介石那里去呀!你自己找个路子不行吗?

　　段伯宇对周恩来说：“这路子很难找呀!”

　　周恩来又笑了笑，很和蔼地说：“你是共产党员嘛，共产党员怎么怕困难呀?”

　　段伯宇说：“我要想个办法，叫他(蒋介石)把我调到他身边去。”

　　周恩来说：“那好呀，你是不是想利用你父亲和他(蒋)的老同学关系?”

　　段伯宇说：“我父亲和蒋介石搞不到一块，他连国民党也没有参加，到重庆后也没有和蒋介石有过联系。即使利用这个关系，我还得要有自己的本事。我要转一个大弯子，自己找路子。”

　　周恩来问段，你想转什么弯子，找什么路子?

　　段伯宇说：“我想先报考陆军大学，再想办法打入到蒋介石那里去。没有这块牌子，根本不可能挨得上边。”

　　周恩来点点头，说：“那你就先在李任潮那里干吧!”接着，周恩来谆谆叮嘱段伯宇，在白区工作遇到的困难会很多，工作方针就是在最不利的情况下，要尽力争取有利的可能，并尽最大努力转变为现实。还要及时向组织上汇报、请示，这是做好白区工作的关键。

　　周恩来的亲切教诲，段伯宇一直牢记在心。特别是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诲人不倦的精神，使段伯宇深受感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仍记忆犹新，和笔者谈起来如数家珍。

　　在周恩来这次接见段伯宇前后，重庆的反共、降日逆流有增无减。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和挑起反共事件，镇压共产党人和民主进步人士，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汹汹之势。为此，中共中央书记处于5月28日专门指示南方局，要求国统区的党组织要更加紧密地加强与一切主战爱国的进步分子及国民党群众的联系，与他们一起，共同进行反对投降派和反共分子的斗争，以达到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

　　鉴于政治局势不断恶化，国民党顽固派大肆破坏各地共产党组织，周恩来主持召开南方局会议，要求各地党组织迅速从半公开的形式转到基本上是秘密的形式，要求党员和党组织都不得违反秘密工作的原则。在此情况下，段伯宇与周怡的联系亦更为隐蔽，以免暴露。

　　7月7日那天是卢沟桥事变两周年，周怡通知段伯宇一起去朝天门参加纪念抗战两周年大会。会上宣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的《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的宣言》。宣言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三大政治口号，号召所有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反对顽固派对日本妥协投降，反对国内反共分裂。

　　散会后，周怡和段伯宇找了个隐蔽的地方，深入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和今后工作打算。

　　段伯宇汇报了最近从战地党政委员会了解到的沦陷区内国民党挑起的种种反共磨擦事件。他说国民党顽固派非常疯狂，对八路军、新四军大肆进攻，杀害了我军不少指战员。看来，顽固派是想通过反共来达到投降日本的罪恶目的。

　　周怡认为段伯宇现在的公开职务很能起到掩护作用，通过战地党政委员会还能搞到不少情报，对党是有利的。要段伯宇务必守住这个阵地，不要暴露，同时要更好地发挥作用。周怡还提议段伯宇要争取到前方去看看，实地考察国民党顽固派搞反共磨擦的情况，多搜集些证据，以利于对顽固派开展更有力的斗争。

　　段伯宇领会周怡这个指示很重要，表示一定要多搜集一些实例，以揭破国民党顽固派的造谣诬蔑，使大后方人们了解事实真相。因为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

　　李济深和蒋介石多年来分分合合，他看不惯蒋介石搞独裁的那套手腕。早在1938年底，他就写信给蒋介石，痛陈团结抗战的重要性，规劝蒋“必须坚持抗战和实行民主”，甚至毫不讳忌地提出：“必须请毛泽东、周恩来、白崇禧、冯玉祥诸位，凡是主张抗战的，组织最高国防委员会，商量国家大计。”他到重庆主持战地党政委员会后，尽管一开始蒋介石就当面许诺他“二分天下有其一”，但他越来越感到有一种受骗的感觉。再加上他亲眼目睹蒋介石处处限制和反对共产党、反对和消灭一切同情共产党的进步分子乃至中间分子的种种倒行逆施，他感到非常气愤。于是，他甘冒风险，抽调战地党政委员会人员赴山东、河北等地，现场调查国共磨擦的情况，并指派以王葆真为首组成一个视察团，赴豫北、冀南进行视察和调查，多搜集些材料，以便对蒋劝谏。

　　按照周怡的嘱咐，段伯宇经过争取参加了这个视察团。

　　王葆真是国民党元老，早年留学日本时，参加了孙中山先生创办的同盟会，1913年就当上了众议院议员，后来又当过国民政府立法委员。他为人富有正义感，不满蒋介石的独裁政策，积极参加反蒋活动，是大后方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他祖籍河北，和段伯宇是同乡。

　　段伯宇奉命率领一个先遣小组打前站。

　　临行前，段伯宇到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找周怡请示汇报。在此以前不久，周怡告诉他说要去西北出差，在此期间叫他暂时不要联系，要他坚守岗位，照常工作。到了八路军办事处一问，周怡尚未返回，段伯宇内心怅然。八路军办事处接待他的同志叫他就根据周怡同志的交代，根据党的政策相机行事。

　　段伯宇约了原三十二军干训团的张桂芳同志带五个人先行。他们一路历尽艰险，先到了第一战区司令部，又从孟津渡过黄河，经沁阳穿过壁立千仞、两马不能并行的天井关，又经晋城、陵川、合润出太行山，辗转到了林县冀察战区司令部，会见了河北省政府主席兼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

　　鹿钟麟是以冯玉祥为首的西北军的风云人物，屡任要职。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鹿钟麟首先率部入城，任京畿警卫司令兼第一师师长，驱逐清帝溥仪出宫。尔后他又奉命迎接孙中山先生北上。孙先生去世后他又负责安排国葬中的警卫工作，受到了广泛的称赞。

　　冯玉祥和奉系拥戴段祺瑞执政。段祺瑞任命刘汝贤(竹波)为参谋本部次长。刘汝贤和段伯宇的父亲段云峰私交甚笃，邀请段云峰出任参谋本部科长。段云峰临离开保定前，父子俩有一段亲切的对话。

　　那是1924年。一天，段云峰叫在河北大学读书的段伯宇请假回家。进门后，父亲对儿子说：“我要到北京去。”

　　儿子说：“爸，你到北京去干什么?现在时局这么乱，你在保定军校教书不是很好吗?”

　　父亲说：“刘竹波当了参谋次长。他年纪大了，叫我去帮帮他。不去不好呀，得罪人。”

　　段伯宇对刘汝贤的印象不错。他在天津觉民中学读书时，刘汝贤是学校董事会的兼职董事长。刘是老同盟会员，主张富国强兵，反抗强权，洗雪国耻。他每学期都要亲自给学生讲课，讲甲午战争，讲日本侵占旅顺大连的屈辱史，慷慨激昂，义愤填膺，极大地激起了学生的爱国激情。因此，段伯宇听说是刘竹波叫父亲去工作，也就不再拦阻，只是问：“爸，你愿意去吗?”

　　段云峰说：“冯玉祥这个人不错，脑子里有国家，有民众，有士兵。他手里有部队。他拥戴段祺瑞出来干，我也干。还有国民三军的总司令孙岳，他也是保定武备学堂和陆军大学的，还是高阳人，是同乡嘛，这个人也不错。希望你在学校里好好念书，别的不要管。”

　　段云峰到北京后，按照自己“帮助刘竹波整顿整顿”的想法，协助刘竹波主管本部事务。后来刘竹波升任参谋总长，段云峰也升任为总务厅厅长，并代理参谋次长，直至1926年离职。

　　鹿钟麟其时也在北京，还被段祺瑞任命为兼职的京师警察总监，兼管北京的市政警卫事宜。

　　鹿钟麟见了段伯宇后，问了他的身世、经历，很高兴，显出一种亲近感，并和段伯宇拉起家常，兴致勃勃地告诉段伯宇，这个地方与日军作战牺牲的人很多，现在给牺牲的人盖了一座很大的庙，还盖了一些房子，吸收烈士的子弟来读书。像你们那时的觉民中学一样，吸收了一些同盟会先烈的子弟。

　　段伯宇从鹿钟麟的谈话中，知道他本人没有什么力量。鹿钟麟感叹地说，他的号令出不了门口，管不了事。言谈中似有不少苦衷。

　　鹿钟麟于1938年6月走马上任之前，通过冯玉祥的接洽，在武汉曾会见了周恩来。周恩来向他介绍了河北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战形势，希望他到任后能推动合作抗日。但鹿钟麟到任后，却侈谈什么“不允许第二政权存在”，到处收编民军，将他西北军的老同仁石友三任命为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其时石友三已和日军暗中勾结。鹿钟麟还借国民党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不断掀起反共磨擦事件。1939年11月下旬，朱怀冰率部向八路军挑衅。12月6日侵占八路军根据地邢台、内丘以西地区，残杀抗日军民，激起人民的极大义愤。1940年元月中旬，八路军从太行山东出，横扫国民党顽军，一举歼灭朱怀冰九十七军大部。鹿钟麟和朱怀冰、石友三不得不灰溜溜地退出武安、涉县、磁县地区。

　　段伯宇在前方亲眼目睹了国民党顽固派进攻八路军，一手挑起反共磨擦事件，搜集了不少确凿的证据，于4月回到了重庆。他一路上都准备着把看到的真实情况当面向李济深汇报，谁知到重庆后才得知，蒋介石害怕李济深反对他，已将李“放逐”到桂林，叫李当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还规定他在作战上没有指挥权。无奈，段伯宇只得向战地党政委员会中将高参王志刚作了汇报。

　　但是，国民党顽固派绝对不会承认自己挑起了磨擦事件。他们惯于“猪八戒耍把式——倒打一耙”，惯于血口喷人，诬蔑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搞磨擦。因此，段伯宇实事求是的报告材料遭到了顽固分子的忌恨。战地党政委员会新任秘书长晏勋甫恶狠狠地斥责段伯宇：“吃国民党的饭，为共产党说话。”下令将他关了禁闭。

　　笔者告诉段伯宇老人，就是这位晏勋甫，1949年初任武汉市代理市长期间，秘密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策动，在解放军渡江时光荣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荣任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直至1964年去世。他的本家晏道刚也于1949年起义，任过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

　　人，是会变的呀!反动的可以变为进步，反共的可以变为拥护共产党。因为真理在共产党一边，而大多数人最终是服膺真理的。

　　回过头来再说段伯宇。他被关了禁闭。特别是李济深调走了，他在战地党政委员会是很难存身下去了。不久这个机构也被撤销。没有了公开职业作掩护，下一步怎么办?段伯宇犯了难。

　　这时重庆的政治环境十分险恶。皖南事变刚刚过去，国民党在大后方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力图将国统区内的地下共产党组织全部摧垮。特务遍地，狼犬满街，白色恐怖弥漫，正像郭沫若在一首诗中所说：“仿佛在空气里四处都闪耀着狼犬那样的眼睛，眼睛，眼睛……”

　　在这样险恶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41年5月接连发出《关于大后方党组织工作的指示》和《关于

　　隐蔽和撤退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的指示》，强调指出：“国民党统治地方的党部坚决采取长期埋伏、蓄积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把党和群众工作的中心放在利用所有可利用的社会习惯、政府法令与合法组织(如保甲、联保等)的方面，去进行与群众联系的长期埋伏工作”。

　　富有地下工作经验、善于对付白色恐怖的周恩来，早在1940年8月从延安返回重庆后，就在南方局8月31日召开的会议上提出：党的工作要打入社会，只有打入社会才能巩固党。过去有的做法过于暴露，国民党就是要我们暴露。千万不要因为建立了统一战线，就忘记了国民党的反动性。要把党的工作转到地下去，尽量避免组织被破坏。后来周恩来还特别要求，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进入国民党军政机关的共产党员，要做到“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要同流不合污。

　　周恩来还特别强调党的各级组织之间、党员与组织之间，必须实行单线联系。例如郭沫若等都是以高级民主人士的身份进行活动，他们的党的关系只有周恩来等极少数领导人知道。

　　段伯宇到八路军办事处(以下简称“八办”)接上党的组织关系后，一直和周怡单线联系。可是周怡出差至今未回。段伯宇对今后工作有过种种设想，他是多么想听听党组织的指示呀!

　　这时，“八办”已搬至重庆郊外化龙桥红岩嘴。这里原先是个果园农场，有一片不小的山地，距市中心约5公里。周恩来副主席平时也住在这里。各地党组织的人员通常都是到这里来和南方局及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工作。

　　皖南事变发生前后，国民党特务对我党南方局和“八办”的监视和封锁变本加厉，越来越严密。特务机关在高处修筑了工事，机枪的射口对准了院子，望远镜把院子里的一切活动看得清清楚楚。化龙桥镇不大，才几十户商店和住家，而特务机关设立的秘密监视点竟有十几处，伪装的小吃店、杂货铺、修自行车摊等，五花八门。有一个照相店，楼上的窗口就是秘密拍摄“八办”院内活动的摄像点。

　　段伯宇曾经悄悄地多次去过化龙桥，可是面对特务的严密监视和封锁，难以安全进入“八办”。有一次他好不容易进去了，问周怡在否，答复是不在。别的接待人员不知他的地下党员身份，谈话也就深入不下去。出于秘密工作的纪律，段伯宇也不便多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