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深化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于理论界来说,应该有“研究”的深度和力度。这就需要注意以下三点:
一、要有鲜明的问题意识,没有问题就没有研究
马克思说“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毛泽东、邓小平也讲理论研究要说明现实问题,解决现实问题,才能管用。一般说来,“研究”就是要提出和回答问题,没有问题就没有研究。这样的研究才好加以理论辨析和实践检验,才能出新成果。如果事先都已经有了结论、意图和口径,一切只是按照口径去发表议论,那是宣传而不是研究。而我们现在的一个毛病,就是对问题本身不注意,研究与宣传不分。例如,放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好题目在这里,什么是“实然”的考察?什么是“应然”的论证?事实上没有弄清楚。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以来,“化”的水平、成就、经验和教训如何?今天重新强调它的根据和目标是什么?到底意味着什么?有什么困难和障碍?等等,尽管说法很多,文章很多,会议和活动也很多,却大都是对某些概念和结论本身加以强调和重复,提不出有现实感的新问题,就不容易有所深入和突破。
搞研究就要有问题意识。而面对问题,唯一需要的态度是科学的实事求是。要敢于发现和面对来自实践和理论发展中的真问题,习惯于说真话,不应该有太多的成见和顾忌。当然,说真话并不能保证一定正确,但大家都有共同的针对性,经过认真研究思考、说出自己相信并能够负责的真话,那么正确与错误就能交锋,交锋之后会形成一种平衡,就可以寻找基本可信的共识,这样才有助于解决真问题。如果彼此都不说真话,而是只说现成的套话,那就不需要讨论,也没法讨论,没法深入了。
那么我们现在有没有问题呢?不但有,而且很多。这里只讲一个我个人困惑的问题:目前应该到哪儿去找马克思主义,谁是马克思主义?我算是一辈子都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去我一直觉得,马克思主义不是个单一的小学科,而是一个宏大的学说体系。从学科角度看,它几乎可以渗透和覆盖所有的学科领域。像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这样的单位,本来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它们的各学科都有研究和应用、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义务。以往形成的这种学科格局,总体思想导向是明确一致的,区别只在于内容宽窄和水平高低,没有“我是,你不是”的差别。现在切分出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单立了一个学科点,我就比较糊涂了。如果马克思主义只归那里,那么其他学科就与马克思主义无关?它们建设马克思主义的权力和责任就解除了?现在哲学学科就面临马克思主义被分成了两块的问题:一块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还有一块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中的哲学。在很多高校,凡是沾“马”字的课程都归马克思主义学院讲,而属于哲学的马哲只给本专业讲。那么两者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如果是两回事,两边讲的不完全一样,学生就会问究竟哪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是一回事,为什么还要另外再编?两个体系同时出于同一个系统,就会使人无所适从,或者觉得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被窄化和特定化了。这是不是一个问题呢?
二、面对问题需要吃透“两头”:马克思主义经典和当代实践
首先,“吃透”马克思主义经典是一个问题。我们以前主要是接受“二手”的马克思主义,现在进入了“一手”的研究。要真正吃透,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和方法整理清楚很不容易。马恩著作里有不少提法,我们一直理解不透,有争议。例如,在马克思那里,阶级斗争似乎并不是思想理论最精华的核心,而是一个外围概念。但是从列宁开始,就把阶级斗争变成了一个核心的、主线的思想,并沿着这个主线形成了配套的观念和方法。如果回到马恩那里,那么原文的本意是什么,理论体系究竟如何,就需要吃透、澄清。
其次,更重要的是“吃透”实践,包括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也包括当代世界的实践。从1949年到现在,我们的实践到底检验了什么?证实了什么?否定了什么?增加了什么?这方面还不能说已经吃透了。例如在价值领域,连价值和价值观都不会区分,我们需要提炼历史实践和思想文化的精髓,提炼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我认为,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就要吃透历史,一看社会主义从一开始跟资本主义区别在哪里;二看这么多年的实践当中证明了什么。离开了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不重视我们自己这么多年的亲身经历,就不可能正确总结出理论。但在“提炼”的取向和路径上似乎也有问题。为什么要提炼?上哪儿去提炼?如果不是从社会主义几百年的历史,不是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史,甚至也不是从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60年中去提炼,不是从理论和实践的正反面经验教训中去提炼,而是拍脑袋,从某种想当然的原则和意愿出发,热衷于拼凑“好词”,一味在概念的自我平衡、口号的自我发酵上做文章,这种“提炼”必然会陷入困境。
我们不要忘记恩格斯当年的忧虑。他说,历史唯物主义有很多朋友,但这些朋友是拿历史唯物主义当做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这是一些“讨厌的”、“危险的朋友”。我们切不可再有那种不重视实践、不研究历史的学风。如果从头开始,研究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踏踏实实地分析总结,我认为是很有些内容的。例如邓小平讲了很多实际判断,如果用哲学去解读的话,可以得出很多东西,但并非那么简单容易。例如,“一国两制”,就这么四个字,但它是前无古人的提法。敢做这么大的一个决策,背后的思想背景、思想方法是什么?在思想文化、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上的意义是什么?我们都还没有说得很清楚。
可见政治宣传需要不断出新,而基础理论还是要注重历史的积累。得到一个成果就是一个成果,不要轻易放过。恩格斯说过,哪怕是一条基本原理的发展,都要付出几代人的努力。我们的理论也不可能三天两头地刷新。所以“吃透”两头很重要,追求急功近利的泡沫化不是好事。
三、回答问题,要有一种自觉的主体意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我们有一种以中华民族为主体的自觉意识。我理解的中国特色,是中国人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干出来的。中国人实事求是干出来的事,就一定是中国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创造出来的一种在实践中富有成效的社会主义。它是什么样子,不是什么样子,要由我们自己来定义,不要仰仗别人,包括洋人和古人。例如,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争,其实是西方语境下的争论,背景是资本主义当代的问题。对于中国的事业来讲,这是一种“场外”之争,可以由专家学者去研究,分析双方的观点得失,但不要把中国的问题简单纳入那个框子。我们自己不要去充当新自由主义,也不要去追随新左派。有些人非要拿某种现成的模式来套我们,一会儿说是自由主义,一会儿说是保守主义,一会儿说是民族主义,一会儿又说是儒家主义……这样的干扰太多了。它们的潜台词,都是说中国人现在干的事没有自己的道理,道理都在洋人那儿,或者都在古人那儿。这种意识很落后。我们需要自己来说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什么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当然,对马克思主义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最终是要解决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问题。我们可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成这样一个东西:就是未来中国社会、执政党、国家政府、社会指导思想的理论体系、价值观念的核心内容。它是以马克思主义学说武装形成的。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国人实事求是地去做、去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怎么好就怎么做,怎么对就怎么做,做出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要怕像了谁,也不要怕不像谁,不要用其他的框框去套。太习惯钻到别人的旗帜之下、框子之内,不能用当代中国人自己的话语来面向世界、理直气壮地说自己的问题、讲自己的道理,其实是一种自我丧失。而如何保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应有的个性,才是我们需要重视的。
(李德顺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李德顺
编辑:闵美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