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凝聚着这个民族对生命和世界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也沉淀着这个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它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一个国家真正有力量的决定性因素，可以深刻影响一个国家的进程，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理论创新引领各方面创新。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2004年3月5日，胡锦涛在出席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西藏代表团审议时，把“以人为本”明确纳入“科学发展观”的定义中，使科学发展观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的概念更加完整。在中国哲学史上，民为邦本、民贵君轻传统民本思想源远流长，根深叶茂，曾经是古代中国治国理政的特色理念和人文精神，勃发奔涌出璀璨的光辉，并挥就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上极为浓墨重彩的一笔。笔者以为，将传统民本思想与以人为本理念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整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同时一以贯之、与时俱进地坚持和丰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具有重要启迪和借鉴意义。

　　一、传统民本思想和以人为本理念的基本内涵

　　传统民本思想是中国珍贵历史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最早可追溯到商周之际。在《尚书.盘庚》里就有“重我民”之说。而《尚书.五子之歌》中脍炙人口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尧典》中荡气回肠的“百姓昭苏，协和万邦”等更是表现了当时时代对原始民主制政治生活的憧憬、神往和赞美;老子主张，统治者须顺乎民意，“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孔子倡导德政，并提出“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建议，希望统治者“因民之利而利之”。孟子将传统民本思想发挥到了极致，并在《孟子.尽心下》中阐述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对传统民本思想又进行了推而广之，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后，传统民本思想的内涵不断被充实、完善，并逐渐演变成古代中国一种重要的官方意识形态。佛教也宣讲“众生皆苦”，呼吁“普渡众生”。儒、道、佛等学派对民本的阐述具有相似性，可谓异曲同工。至隋唐以后，民本思想已完全融入到由儒、道、佛等建构筑造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实质上，传统民本思想是建立在专制主义基础之上，并围绕君主和臣民之间的关系展开的理论体系，其基本思路可概括为：立君为民，民为国本，政在养民。这折射凸显了一种渴求出现“明君”、“贤臣”、“顺民”的政治文化氛围。由于传统民本思想是中国农业社会的一种政治思想，反对“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仁政”、“王道”学说由此派生出来。它创造了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盛世。唐代杜工部有诗为证：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传统民本思想孕育了一大批心忧黎民苍生，关注百姓疾苦的良吏清官、文人墨客、思想大家。如：“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善于乐民”的晏子，铁面无私廉洁奉公的包青天，“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为天地立心，为百姓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张载、“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的于谦等。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千百年来，他们的人格、名篇一直为后人津津乐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传统民本思想突出强调“民”对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王朝稳定、巩固政权、统治社会的重要作用，可被看作是对中国古代政治思维的概括和总称，是一种基本的为政理念和可贵的治国方略。

　　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以人为本是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和执政理念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关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科学原理的深刻认识和创造性运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将人和动物进行比较，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有关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即“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强调：“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则描绘了人的理想存在状态，即“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越”。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寄予的最高理想和不懈的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致力于人民大众的解放和幸福。毛泽东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人民大众历史观。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邓小平提出要将“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江泽民作了有关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质的重要阐释;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要求“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人为本，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贯穿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并已经成为一种助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价值。

　　二、传统民本思想和以人为本理念的差异研究

　　传统民本思想和以人为本理念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理论体系。依笔者看来，两者主要有如下区别和差异。

　　第一，两者目标诉求是有差异的。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以人为本理念的目标归宿就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毛泽东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他把“从群众来，到群众去”的群众路线作为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邓小平主张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判断改革和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江泽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经典论述，显现了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党和国家建设的重要价值取向;胡锦涛则强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理念，要求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要理解人，关心人，尊重人，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作为一切工作的目标和归宿。而传统民本思想却时常是“嘴尖皮厚腹中空”，华而不实。它专为君主政治而设立，随君主制度的发展而发展，并逐渐“异化”为一种用民之道、御民之术。诚如北京大学陈志尚教授所指出，传统民本思想以肯定和维护集权社会统治秩序为前提，目的是巩固皇权。尽管在个别思想家著作中，也可以找到近代民主思想的萌芽，但始终没有超出封建意识形态的思想范畴。古之为政，爱民为大。从这意义上讲，民本思想是官本位的变种，它体现了朴素的重民主义倾向。古代国家权力的“家天下”属性及“君”与“民”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历史依据和动力源泉。如张养浩的散曲“念兴衰，苦为怀，唐家才起隋家败”就表现了民本思想中君权至上的本质。统治阶级把传统民本思想作为全面论证君主制度合理性、对百姓进行道德教化、借以制造遵守秩序的顺民、培养忠君思想的愚民之工具和手段，可谓用心良苦。

　　第二，两者在价值主体方面存在差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人总是具体、现实的人，而不是抽象、虚幻的人。具体的、现实的人总是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之中，存在于每个时代个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和活动中。“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如果说，“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那么，“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以人为本的“人”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全体社会成员，即马克思所说的“每个人”、“一切人”。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关注和重视全体社会成员即每个人的生存权、发展权以及宪法赋予的其他权益。因此，以人为本的“人”首先应包括受中国法律保护的一切社会成员;二是指人民，人民是“人”的主体和核心。这个概念由一个个有血有肉、有差异的个体人组成。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和珍贵资源，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这样的“人”同时又是由具有多种社会关系，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的个体，按一定方式结合而成的社会有机系统。于是，我们可以认为，这个人应是个性和集体的统一。在当代中国，人民的概念涵盖了“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和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以人为本体现了对人的个性的充分张扬，对人的主体意识提升的价值追求和对人的发展所给予的深切人文关怀。传统民本思想中的“民”，是与“君”、“官”对应的，被理所当然属于“君”的子民，处于被统治地位，在社会发展中不具有主体性。《孟子·滕文公上》就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治国策略表述;《周礼》将礼仪制度定格在“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规矩绳墨中。统治者害怕“暴”、“刁民”起来造反，但他们也认识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于是出现了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所叙述的“手下留情，垂怜小民无依无靠，用御脚乱踩的时候，稍微轻一点，美其名曰行仁政。”传统民本思想强调“主”由上天来选择，而不是由民来选择，人民之主要为民作主，而不是要人民自己作主。相对于以人为本中的人体现了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民本思想中的“民”表达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注定“人”和“民”不能划等号。

　　三、传统民本思想和以人为本理念的联系研究

　　2006年4月21日，胡锦涛在耶鲁大学发表演讲时指出：“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以人为本和民本思想具有内在联系，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两者都包含着丰富的民主性和人民性内容，体现和诠释着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从孔子的“仁者爱人”到《左传》中“天地之间，唯人为贵”的阐述，折射了对“民”的重视和敬畏;从管仲的“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到程颐的“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讲述的是一种于治国理政过程中寓政于民、与民同乐的智慧;从张养浩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到郑燮的“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闪现的是悲天悯人、宽政于民的思想光辉。即使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统民本思想特色载体的“侠义”精神，也被文学家金庸先生注解为“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用小说《射雕英雄传》的原文叙述便是：“英雄者，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的人。”传统民本思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和被接受的基础。欲求木之长者，必先固其根本。中国共产党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认识到“万事民为先”的朴素古训，并善于将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统一起来，把自身建设融入到为民解放和服务中。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从我们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主张用“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工作成败的衡量标准，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注重制度建党，到破译“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密码，以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至今天党中央提出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把“以人为本”理念纳入党的主流意识形态，要求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途。民本思想中的人民性、民主性内容被传承、发扬、成为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一种理论来源和文化底蕴。

　　第二，以人为本理念坚持和吸收了民本思想治国方略中的优秀、合理成分，开拓了对传统民本思想超越和升华的更新境界。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试金石。如何对待人，是检验一个时代进步与落后的标志。传统民本思想的一个最高境界就是曾经令无数中国人魂牵梦萦的“清官政治”。清官政治的一个重要进步就是传达了“廉者，政之本也”的观点。湖南科技大学尹杰钦教授认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就是对中国古代“为政贵民”官德素质思想的扬弃，如把“民为邦本”思想和从统治阶级利益出发重视民众的“为民作主”思想扬弃为从人民利益出发的“为民执政”思想和依靠民众、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由民作主”思想;把为政富民思想扬弃为“利为民所谋”思想;把清官思维改造成公仆意识;相应地，基于所谓政治施恩让步的“让民监督”转变为“由民监督”思想。武汉大学赵理富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把传统的“畏民观”升华为一种“爱民论”，提出了“人民上帝说”，从而突破了以君为中心的传统民本观的藩篱。同时，把传统的“听政于民”发展为党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由此相应地形成了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独特作风。这实际上超越了“民以君为主”的思想，而把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和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总而言之，传统民本思想已经在批判、纠正中被改造，并融入到今天流行的执政为民论和民主执政说的语境中，成为中国廉政文化建设大课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认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传统民本思想和以人为本理念有着历史加给他们各自的基本内涵，在目标诉求、价值主体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他们都包含着丰富的人民性和民主性精华。以人为本理念通过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扬弃、改造、嫁接、借鉴，实现了对它的超越和升华，从而达到了一种更高的境界，成为科学发展观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核心。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以来，我们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积累的经验弥足珍贵，创造的精神财富影响深远。我们要坚持批判继承吸收和整合包括传统民本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坚持以人为本理念毫不动摇并不断充实完善其内涵，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