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

　　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也是教育改革的关键之年。如何贯彻落实“十二五”规划纲要对教育工作提出的各项任务，成为“两会”代表讨论的热点。为此，《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周洪宇。

　　加快教育改革 促进教育公平

　　《中国社会科学报》：“十二五”期间，您认为教育工作有哪些重点任务?

　　周洪宇：今年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全面实施的第一年，任务非常繁多。教育事业在“十二五”期间的工作重点有两个，一是发展，二是改革。根据我几年前的判断，中国的教育改革是改革滞后于发展、质量滞后于规模。换句话说，中国教育的发展成就巨大，但是中国教育改革的任务才刚刚开始。

　　同时，由于教育事业跨越式的发展带来了规模的急剧扩张，而我们教育的整体质量还有待提升。从教育内部来看，任何时期教育的问题都只有两个：公平和质量。教育公平包括教育机会的公平、教育过程的公平，以及教育结果的公平。这些年，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在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教育机会的公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目前，我国义务教育普及率已经超过了9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24%左右，较之“十一五”时期，提升的速度都是非常快的。按照《教育规划纲要》的设计，到2020年，高等教育的普及率要达到40%，这是“十二五”期间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在“十二五”规划里，教育方面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大力发展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未来十年，其重点依然是大力发展学前教育机构，兴办各种幼儿园，特别是重点加强公办幼儿园的兴办，强化政府责任。只有大力发展各级各类的教育，才能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只有提供了更多的教育机会，才能有今后教育过程的公平和结果的公平。所以说，从推进教育公平出发，大力发展学前教育、高中教育，积极发展高等教育，巩固义务教育的质量，包括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这是未来5—10年我们教育界的大事。

　　以区域突破带动教改全局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今年的议案里，您特别强调设立“教育特区”，以区域突破带动教改全局。

　　周洪宇：这个建议是我鉴于多年来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反思提出的。根据我的观察，中国的教育改革往往是自上而下的，这种改革体现了一种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主导特征，这是很自然的，也有它的积极性和必要性。但是，这种特征的改革，往往不能很好地调动、发挥地方和民间教育改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历史告诉我们，必须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种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我们的教育改革才能取得成功。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由早期小岗村的自发改革，到后来深圳的地方改革，先行先试打破一切条条框框。教育体制改革也要建立“教育特区”，在这个“教育特区”里先行先试，特别是要把原有的很多中央部委的审批权下放给地方，给“特区”。在这个改革“特区”里面，省一级的行政部门可以获得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某些适度的授权，包括高校的审批权、高校学位的授予权。我认为，“教育规划纲要”的落实还必须在某些方面有更大的步伐，只有这样才可能有真正的突破。正如我先前所说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方式的结合，要特别注重在改革的阶段调动地方基层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创造性，鼓励他们进行改革。我们不能搞垄断性的改革，必须是竞争性的改革。

　　避免哲学社会科学行政化市场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哲学社会科学在中国的发展现状?

　　周洪宇：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成就巨大，但哲学社会科学的管理体制还是不能很好地适应现实的发展需要。一方面，政府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发挥社会引导作用;但另一方面，又存在行政干预现象。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继续发展，需要尊重其内在规律，按照学术发展的规律对待和管理学术。政府更多的是引导和服务，即把直接的管理变为间接的管理，微观的管理变为宏观的管理，把握方向和原则。必要的评估体系、指标是需要的，但是不能太机械。

　　从管理者的角度来说，这是一个调整管理方式、管理手段的过程，既要让哲学社会科学充分地发挥作用，又要给予它一定的支持。这种支持，应该同时兼顾到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因为他们才是学术的主体。通常情况下，学者的学术研究要在一种相对自由的状态下才能产生比较好的学术思维和成就。如果什么都是靠行政命令，行政化、赶任务，那么便只可能出大产品而很难出精品，更谈不上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大师。高校学者如何保持人文精神、高举人文旗帜，避免市场化，避免科学至上主义的冲击和影响，也是一个亟须思考的问题。(张肖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