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特殊材料不是天生的,而是经过长期锻炼形成的坚强的党性。由于党员干部担负重要职责,对干部的党性教育历来是各级党校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探寻干部党性教育的规律,进一步实现党性教育的科学化,是新时期“党校教育学”的重要内容。
一、新形势下干部党性教育的特点
新形势下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 在对各种思潮和信息进行对比分析、深入思考、克服消极体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正确认识。开放社会的各种思潮和信息,转型期生活里的大量消极现象都会影响人们的思想。眼下的社会,主旋律与多样化并存,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同在,社会思潮复杂多样;价值取向多样化,这已经成为思想领域的常态。对同样的事件,对同一个事物,人们从各种角度说三道四,很多事情是不能轻易“定于一尊”的。信息社会的大量繁杂信息以迅捷的、不可阻抗的形式冲击着人们的思想,引发思考和疑虑。特别要重视的是,转型期生活里的大量消极现象,造成人们的消极感受,这对人们思想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对比二者,负面信息的影响是“流”,生活中消极现象的影响才是“源”;这样认识问题是符合唯物论的反映论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能在对各种思潮进行对比,对各种信息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深入思考,克服消极感受,逐步形成正确的认识。党性教育必须适应这样的社会现实,增强党员干部思考、选择的能力,不能禁止党员干部接触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更不能回到信息单一、只有一种声音的封闭状态。
第二,干部接受党性教育,是解放思想和统一思想相互统一、相互促进的过程,或者说,是在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中统一思想。思想解放是永无止境的,新阶段的改革,呼唤着新的思想解放。这样的思想解放不仅是改革的助推器,也是干部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坚定理想信念的思想前提。现在的思想解放,既要进一步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也要在此基础上深入认识需要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科学发展;既要破除旧体制造成的旧观念和僵化思想,增强改革的决心和勇气,也要克服对改革的简单化认识和改革特定阶段形成的思维模式;既要克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也要扫除对西方思想、西方模式的盲目崇拜。面对改革中出现的各种复杂问题和矛盾,人们思想呈现既活跃又混乱的特征。从根本上说,还是道路的选择:既不能走旧体制的老路,也不能走照搬西方模式的邪路,唯一的出路是走新路,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通过不断的解放思想,破除各种错误和模糊认识,
显然,现在的思想解放,比改革初期面对的问题多,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的任务也更艰巨。
第三,干部掌握先进理论、树立正确思想的关键,是达到“知”(知识)“信”(信念)“行”(行动)相统一。这个问题历来都存在,而今天更为突出。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及,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干部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一般道理并不困难。懂得了不意味着相信。加上现代社会人们的心里结构更趋复杂,一些人心里的内隐层与表象层分裂,造成知与信不统一、言与行相脱节的问题十分严重,个别人甚至形成“两重人格”。党性教育要使干部完成把知识内化为信念、外化为行动的艰巨过程,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真学,是学习不是为装潢门面,而是为了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由于理论思维本质上属于抽象思维,是人类高级的精神活动,所以理论思维是艰苦的精神劳动,真学要下苦功夫。真懂,是从价值取向和精神实质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真信,要求理论在实际生活中得到验证,真正相信,并升华为信念。毫无疑问,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最新成果的真理性。防碍人们相信理论的,是理论与现实在某些方面的差距,以及由此造成的人的消极体验。于是有人认为学理论不管用、不解渴。应该懂得,造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是一些人的思想意识和利益驱动影响了理论原则的贯彻;或理论转化为现实的“中介”(政策、制度、法规等)不完备。理论转化为现实需要四步:把高度抽象的原理变为比较具体的理论原则;理论原则再具体化为政策、制度、法规;再具体化为方案、办法、措施;落实方案办法措施,产生成果。其中任何一步出现问题,理论指导实际都遇到障碍。理论与现实的差距恰恰证明在理论指导下改造现实的必要性。现实的不一定是合理的,更不一定是永存的。有了这个认识,就可以把消极体验变为改造现实的积极态度。真信与真用相互联系和促进,一方面,把真诚相信的理论付诸实践,另一方面,又在实践中体会理论的正确,进一步坚定信念。信念是知识与感情熔铸的“合金”。在实践中产生培养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感情,产生把理论付诸实践的意志力量,才能坚定信念,产生更加自觉的行动。实现“知”、“信”、“行”三者的统一,是党性教育的攻坚战。
第四,与战争年代和计划体制下相比,现阶段对干部的党性教育更具艰巨性、长期性、反复性的特点。在真正年代入党的人,大都有坚定的革命理想,怀着牺牲个人、改造社会的强烈动机,尽管对于革命的认识是朦胧的,也会搀杂各种不正确思想,但是从基本价值取向看,容易接受党的教育,其朴素的理想和坚定的革命愿望,是革命理论生根发芽的土壤。一旦接受革命理论,比较快地使自己的思想境界升华。在计划体制下,个人的一切由组织安排,加上教育,容易形成“我把一切献给党、党把我的一切包下来”的思维定向。在执政和改革开放条件下,许多人包括一些干部的入党动机都有一定的功利色彩,有的仅仅把入党当干部作为谋生手段,作为一项职业而不是事业。显然,以这样的思想基础接受党性教育,是要经过艰苦的改造和提升过程的。市场经济造成个人利益问题非常突出,干部生活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多,许多个人生活问题都不能由组织包下来,需要通过个人努力去解决,难免干部的个人考虑比较多,很多人还感受到竞争的压力。所以,干部党性教育呈现艰巨、长期、反复的特点。过去“一本书影响人的一生”的现象很难再现。在理想、宗旨、纪律等党性原则问题上,模糊的不正确的思想往往重复出现。现在,教育不是万能的,却是不可缺少的,党内存在的许多问题,不是单纯靠教育就能够解决,但是党性教育却是解决问题、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基础环节。因此,我们对党性教育要有坚定的决心和信心,对其作用要有充分、恰当的估计。艰巨性、长期性,要求教育做持续不断的努力,反复性,不意味着教育没有效果,而是要使党性教育贯穿干部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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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党性教育要树立新的教育理念、完善和创造新的教育方式
目前的党性教育还不完全适应新形势和干部思想的特点,表现为内容缺少针对性,没有分析的简单化结论;方式上局限于单一的、生硬的灌输、缺少交流互动、不善于解决个性化问题等等。这就影响了教育效果,有个别干部产生接受疲劳和腻烦心理。
时代的需要孕育着可能,问题本身包含着解决问题的答案。党性教育作为毛泽东建党学说的重要内容和培育党员干部的基本方法,在今天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问题是,新形势下的党性教育不仅要重视,尤其需要改进和创新,使党性教育这一传统方式在新时期发挥更大的作用,再现新的辉煌。
新的教育理念和方式的核心是激发干部进行党性锻炼的自觉性、主动性,并采取多种方法实现这一点。
第一,真正把干部作为学习、思考、实践的主体而不是单纯接受灌输的对象。党性教育是党组织对党员干部的教育,也是党员干部在组织引导下的自我教育。灌输原则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理论依据是正确的,今天也必须坚持。灌输不等于被动地接受地机械地接受教育,先进理论在人们头脑中生根,要和人们原有的思想观念发生碰撞,通过积极思考,比较分析,消化吸收。这个过程决不像计算机录入那么简单。现在人们思想活跃、主体意识强烈,更需要党员干部发挥思维的能动性、创造性,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还要投身实践,产生把理论付诸实践的决心和意志。使干部成为学习、思考、实践的主体,需要不断提升学习的动机。一般说,学习党性知识的动机有三个层次,一是被动地执行组织要求,消极应付式地学习;随着认识到党性锻炼的必要性,开始把党性学习与作好工作、克服“本领恐慌”、拒腐防变相联系,进到第二个层次,这是很大的进展,可是还不够。还要进一步认识到认识党性锻炼也是贯彻科学发展观、全面发展自我、提升综合素质的需要。到达第三个层次,干部才能切实认识到,党性不是紧箍咒,而是加油剂;党性学习不是束缚,而是解放和激励;党性锻炼不仅是在改革年代成就辉煌事业、经受严峻考验的重要途径,也是全面发展自我、实现人生幸福不可缺少的功课,从而产生学习、思考、实践的自觉性、主动性。
第二,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坚持干部主体作用与党组织主导作用的统一。
党性教育既是党员干部学习、思考、实践的过程,也是党组织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教育、引导、督促的过程;干部的主体作用与党组织的主导作用相互联系和相互促进的。发挥党组织在党性教育中的主导作用,要防止两种偏向。一种是简单化、行政化,仅仅依靠组织手段布置学习任务,提出形式主义的要求,对一些模糊认识生硬地、粗暴地批评。这是违背人们掌握真理规律的。党性教育解决的是人的精神世界问题,人的精神活动是极为复杂的。毛泽东说过,凡属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党内。另一种是片面强调、单纯依赖干部的自觉性而放弃党组织的责任,这同样是错误的。离开组织的主导作用,会产生自发性,党性锻炼不可能持久坚持下去,甚至会出现偏差。把主体作用和主导作用统一起来,关键是发扬党内民主。民主是激发人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精神的酵母,也是党性教育的催化剂。 党内民主愈充分,党员干部学习、思考、实践的积极性愈高涨。发扬民主,要在党组织内营造一个良好的民主氛围,让党员干部在宽松环境中学习思考,发表意见,讲真话、讲心里话。要提倡这样的理念:党内允许讲错话,不允许讲假话。为什么允许讲错话?人们认识和接受真理是一个过程,很可能出现偏差和错误,不正确的思想认识不表达出来,不等于不存在,更不会自然消失。何况发表的意见是对还是错,有时当时难以判断,要经受时间和实践的检验。要求讲话百分之百的正确,不仅堵塞了言路,也不利于干部思想认识的提高。允许讲错话,不是鼓励讲错话;要求讲真话,不是主张情绪化,而是提倡理性化,干部应该站在党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在党内有根据地负责地发意见;对外公开发意见,则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发扬党内民主,不意味着对各种言论不闻不问,放任自流,对明显错误的东西,要根据党章和党的基本理论的精神,采取恰当方式,进行批评、教育和帮助,这是对干部负责,也是党性教育的题中之意。发扬党内民主,要坚持在党章规定的权利和义务面前人人平等,党内任何成员都有权利发意见提出建议,也都有义务接受党组织的教育和帮助。决不能把党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人是教育对象,只是接受教育,另一部分人居高临下,掌握真理,总为人师。越是领导干部,越是要在党性学习中,主动敞开思想谈自己的认识和体会,与同志们交流,听取党员和普通干部的意见。这本身也会起到引导和教育的作用。
第三,加强针对性,结合干部履行职责的需要特点进行党性教育,常讲常新。
理想、宗旨、纪律教育是党性教育的基本内容,无论何时都是如此,问题在于,理想、宗旨、纪律教育的具体内容要体现时代特征,有针对性,克服内容空洞抽象、大而化之的毛病。教育内容要与时俱进,与干部处于领导岗位、掌握权力的工作特点结合起来,引导和督促干部正确地履行职责。具体说要使干部作到:树立崇高的职业理想。职业理想作为人们从事本职业的愿望和对本职业的向往、追求,本身无高低贵贱之分,但确立职业理想的出发点有平凡和高尚之别。古往今来。先进人物总是把个人的职业理想与社会进步、大众幸福相联系。党员干部更应该如此。我国现阶段人民的共同理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执政党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领导干部工作就其性质说,与共同理想和最高理想的关系,比任何职业都密切,这要求干部要把“职业”与“事业”统一起来,自觉地使职业理想服从、服务于全民族的共同理想和党的最高理想。恪守为人民服务的职业道德。从一定意义讲,干部的职业道德就是权力道德,有个三方面的要求,即正确认识和解决权力的来源,坚持权力属于人民,“权由民所赋”; 正确认识权力的性质,坚持权力是公共权力,不是个人的特权;正确认识行使权力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权由民所赋”决定了“权为民所用”。 确立合理的职业目标。职业目标是对自己职业发展的预期,首要内容是“做事”而非“做官”。“做事”的最低要求是履行岗位职责。除此之外,一切有利于人民、社会的工作,只要与工作岗位有一定关联,都是干部应当做的。有两样事情更值得关注:一是关系国家、人民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大事”,这样的事情不一定列入职责考核范围。“大绩无形”,政绩考核不是精密科学,总有难以量化和估量的东西。二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急切、最盼望的“小事”,这样的“小事”琐碎繁杂,也无助于政绩生辉,也要努力去做。干部的职业目标也包括职位晋升。渴望晋升是正常心理。职位晋升意味着对工作业绩的认可,也是更多地做事的条件。“有位”与“有为”相联系,“有为”需要“有位”、“有位”可以更多地“有为”。问题在于,面对职务晋升,要能够正确对待。一方面,要把“做事”放在第一位,防止只“做官”不“做事”,坚决杜绝“有位”而无为、乱为。另一方面,对职务晋升要服从组织的安排和人民群众的选择,既积极进取又从容达观。“做官”要知足,“做事”要不知足,“做人”要知不足。进,勇挑重担;退,乐于让贤;长期处于同一职务,也保持积极性创造性,防止从“干”到“等”,进而“混”,最后“捞”。坦然面对职业竞争。干部要着眼于工作业绩的优异和综合素质的提高,这既是为了干好工作,也是“打造核心竞争力”;要以平常心对待竞争结果;坚决反对不正当竞争。善于规避职业风险。干部的职业风险主要是政治风险。包括决策失误和工作失误,以及被权力和各种诱惑腐蚀。掌握着权力和稀缺资源的干部往往成为“公关”对象,一旦经不住腐蚀和诱惑,就会陷入贪污受贿腐败的泥沼。对干部个人来讲,规避职业风险最重要的是强化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的意识和能力。一要坚持民主决策、科学决策,贯彻群众路线,防止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二要在思想上提高警惕、力戒贪欲。古人云:“贪如火,不遏则燎原;贪如水,不遏则滔天”;西方谚语讲,上帝让谁灭亡,先让谁疯狂。欲望之火是完全可以把一个人毁掉的。干部做官、做人、做事都要守住底线,时时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三要管好自己的生活圈、交往圈、娱乐圈,抗得住各种诱惑,不交不良之友,不参加可能防碍执行公务的社交活动。四要行动上坚持慎微、慎初、慎熟。强调风险意识决不是要干部逃避承担责任。领导干部要勇于和善于负责,在工作中既敢于创造、开拓创新,又谨慎从事,尽最大努力避免失误。一旦出现失误,则要实事求是地承担责任,使规避风险与敢于负责相统一。勇于承担职业成本。干部在享受优厚职业待遇的同时必然付出相应的职业成本,包括:干部履行职责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接受党和国家对干部行为的更多的限制和更严格的要求;为接受监督而对某些权利、权益(如个人隐私)作出让度或放弃等。结合干部的职业特点,从党性教育入手,使干部在上述六方面有新的认识和提升,党性教育就有更多的针对性,也容易为广大干部所接受。
第四,坚持教育目的的明确性与方式方法的多样性。
从党性教育的新内容和党员干部的接受特点看,教育方式方法的完善和创新势在必行。方式方法的创新,要求从单方面灌输转变为双向交流互动;从主要是个体学习转变为共享式学习;从主要依靠讲课、自学转变为综合运用读书、授课、研讨、辩论、体验、情景模拟、主题辩论、知识竞赛、网络交流、手机党课等方法。从授课来说,也要防止“满堂灌”,强调交流互动,并采取案例教学等新的研究式教学方式。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方法,都要精心设计,作好组织引导工作,使之更好地服务于教育目的。
(原载于《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1月1期)
(作者为北京党建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作者:姚桓
编辑:闵美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