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央多次强调“加强廉政文化建设”。2005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明确提出，“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积极推动廉政文化进社区、家庭、学校、企业和农村”。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了“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廉政文化建设”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对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工作规律认识的深化。深入研究廉政文化建设，对于建立健全有效管用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对于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增强拒腐防变能力的重大工程

　　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是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两大历史性课题。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增强党的拒腐防变能力的重大举措和重大工程。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防止干部腐败蜕变的“防火墙”工程。拒腐防变，就是要防止干部的腐败和蜕变，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如果任由腐败现象滋生蔓延，那么，就会在党内和社会上形成一种催生腐败的不良风气和氛围，从而形成一种催生腐败的文化或者叫“腐败文化”。因此，在反腐败过程中，既要重视办案子，也要高度重视文化建设。这种文化建设的重点，就是要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通过这样的文化建设，为党员干部防止腐败蜕变筑起一道“防火墙”，切断它们之间的联系。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改良工程”。研究干部的腐败现象，可以发现，在同样的环境里和岗位上，个别干部腐败了，这肯定与他们自身的素质有关;而在同样的环境里和岗位上，出现“前腐后继”的现象，这里就一定有体制或机制的原因。需要进一步注意的是，在腐败现象不断滋生蔓延过程中，不仅仅有干部的素质问题，有体制或机制的问题，还有一个更为令人担忧的问题。这就是，在党内，在社会上，有一种风气正在滋生。这种风气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没有钱办不成事”，或者是“没有钱办不成的事”。这种现象，最初出现在谋取紧俏商品上，后来发生在争取工程项目、资金贷款、土地审批等生产要素配置上，接着蔓延到组织人事和司法领域，如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再后来就出现在社会生活中的上学、看病、就业等方面。一些用钱去“开路”的人，其中有的也并不赞成这种做法，但又不得不这样去做。这表明，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屡禁不止，逐步形成为一种催生腐败的文化。这种“腐败文化”，反过来又成为腐败现象不断滋生蔓延的土壤。因此，拒腐防变不仅要加强纪律检查和惩治腐败者，更重要的是要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改良工程”。

　　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增强干部拒腐防变能力的“免疫力”工程。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变化不能光靠外因，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拒腐防变，要有外部条件，更要有内部条件。外部条件，从党的建设范围来讲，包括全社会对党的制约和监督，包括法律、舆论对党的制约和监督;从干部队伍建设的范围来讲，除了社会的制约和监督外，还包括党对各级干部的制约和监督，包括党的纪律、制度对干部的制约和监督。内部条件，从党的建设范围来讲，党规、党法和党风都是拒腐防变的内因;从干部队伍建设的范围来讲，干部的素质、品行和能力是拒腐防变的内因。发挥拒腐防变内因的作用，就是增强拒腐防变的内在“免疫力”。廉政文化建设，属于拒腐防变的内部条件建设，是内因，其目的是为了增强党和党的干部拒腐防变的内在“免疫力”。这是一项治本之策。坚持不懈地在党的建设中形成浓厚的廉政文化，在干部队伍建设中坚持以廉政文化育人，就能从根本上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

　　因此，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根据新世纪新阶段党的中心任务及其对干部队伍的要求，在反腐倡廉、拒腐防变中进一步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把它作为一个党的建设中的“防火墙”工程、拒腐防变的“土壤改良工程”、从内因上遏制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免疫力”增强工程，抓紧抓好。

　　建设廉洁从政的政治伦理

　　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就要思考和研究什么是廉政文化。廉政文化，属于政治伦理范畴，是以廉洁从政为基本要求的政治伦理。中国古代的“官箴”，强调做官要“清、慎、勤”。清，就是要清正、清廉。这是古代做官的一个道德标准，凡是能够做到“清”的官就是“清官”。这一做官的道德标准，虽然是为维护封建主义制度服务的，但客观上也反映了人民群众对政治的一种期待。我们党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党，更应该自觉地反映人民群众的这一要求，倡导和建设廉政文化。

　　廉政文化作为一种政治伦理，强调的是廉洁从政。那么，什么是廉洁呢?自古以来，廉洁的基本要求，一是俭，二是清。与此对立的，就是奢靡和贪婪。近年来，一些干部一步一步走向腐败的深渊，都经历了从“奢”到“贪”的过程。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形成廉洁从政的官德和社会氛围，其基本的就是要求干部在行使公共权力的时候，谨防以权谋私，一要戒奢，二要戒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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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重廉政文化建设，重视官德，是我国吏治的一个特点。古人强调“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强调“以俭养德”，强调做官要“以廉为基、以仁为本”。从司马迁修《史记》开始，历朝历代修史都建《循吏传》，以褒扬清廉、勤政的好官，推崇做官的官德。

　　这些思想和做法，可以视作古代的廉政文化建设。

　　注重廉政文化建设，更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党的建设中积累的成功经验之一。从进城前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要做到“两个务必”，到建国之初开展“三反”运动，一直到这几年持续开展的反腐倡廉教育，包括各种形式的警示教育，从一定意义上说，都与廉政文化建设有关。这些教育活动，对于党的建设特别是党的干部队伍的成长和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形成崇尚廉洁的社会价值取向

　　廉洁从政这一政治伦理的内核，是崇尚廉洁的社会价值取向。廉政文化建设，实质是以崇尚廉洁的社会价值取向为内核的政治伦理建设。对于我们党来说，形成崇尚廉洁的社会价值取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各级干部廉洁从政的政治伦理，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价值观和体现这一价值观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社会公仆意识的要求。

　　从根本上说，之所以要努力形成崇尚廉洁的社会价值取向，进而形成干部廉洁从政的政治伦理，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党。为人民服务，是无产阶级的价值观，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崇尚廉洁，是这一价值观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任务。党没有掌握政权的时候要保持廉洁，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情况下更要坚持廉洁;物质生活比较贫困的时候要崇尚廉洁，物质生活比较富足的时候仍要以廉洁为荣;有人监督的时候要注意廉洁，没有人监督的时候也要恪守廉洁。

　　从直接意义上说，之所以要努力形成崇尚廉洁的社会价值取向，进而形成干部廉洁从政的政治伦理，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更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社会公仆意识。今天强调廉洁从政，不仅是为了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而且是为了要经受住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的双重考验。“长期执政的考验”，就是党和党的干部在长期执政过程中要抵御权力的诱惑。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面临的一个最重大的问题，是要防止执政的无产阶级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即成为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者。“改革开放的考验”，主要是党和党的干部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过程中要抵御利益的诱惑。这就是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再告诫全党的，要防止和反对以权谋私，防止和反对干部由“公仆”变为为自己、为亲朋好友等谋取私利的“私仆”。

　　针对“权”与“利”双重诱惑的复杂情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要在干部队伍中进一步强化公仆意识，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一社会公仆意识，体现了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其实质就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而坚持廉洁从政的政治伦理，正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社会公仆意识的内在要求和具体体现。

　　需要强调的是，廉政文化建设作为一种文化建设，就是要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廉洁的社会价值取向，而不仅仅是在党内和干部队伍中倡导廉洁从政的政治伦理。这是因为，正确的社会价值取向，有助于干部形成好的官德;错误的或混乱的社会价值取向，有可能使干部误入迷途甚至坠入深渊。因此，倡导廉政文化建设，就在于要努力形成崇尚廉洁的社会价值取向和社会风气。当前，只有把“没有钱办不成事”或“没有钱办不成的事”的社会风气改变为崇尚廉洁的社会风气，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

　　因此，廉政文化建设，作为以崇尚廉洁的社会价值取向为内核的政治伦理建设，包括了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要形成干部廉洁从政的官德，二是要形成有利于干部廉洁从政的社会氛围。干部的官德与干部从政的社会氛围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干部廉洁从政的官德可以引导有利于干部廉洁从政社会氛围的形成;反之，形成有利于干部廉洁从政的社会氛围，对于形成干部廉洁从政的官德也有极大的作用。大力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价值观和体现这一价值观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社会公仆意识，形成崇尚廉洁的社会价值取向，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干部廉洁从政的政治伦理，我们党就一定能增强拒腐防变能力，永葆先进性，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