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要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真正从群众需要出发，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吸收借鉴世界有益文化成果，推出更多深受群众喜爱、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精品力作。”这一论断指出了当前深化改革的症结点，就是要抓住文化生产的源头，只有源头上的自由表达才能为文化繁荣奠定基础，而一切改革归根结底都是为文化繁荣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文化表达的自由是解决消费性文化与生产性文化失衡的关键

　　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文化市场的不断规范和健全，公众文化消费选择的自由越来越大，消费性文化风起云涌，在不断满足大众愉悦身心的需求时不断强势蔓延，但相伴随的也有“三俗”文化借势膨胀僭越;同时，因生产性文化运作机制的僵化和体制不畅并未从根本上革除，致使文化市场的“战略性短缺”问题依然存在，能够经得起时代检验的好作品、大作品依然乏善可陈，呼唤时代精品和丰富多样的文化产品越来越成为大众关心的问题。这种深层次的弊端不但制约当前市场“灵验”功能的发挥，也深刻影响主流文化对多元文化的有效引导。

　　破解问题的思路越来越指向文化体制的枢纽点，文化领域新一轮的思想解放越来越聚焦于上游的文化生产，文化表达的自由成为驱动改革的关键。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谓文化表达的自由，是有严格限度的，即不超越国家法律法纪和公民道德伦理底线的文化表达。

　　我们知道，文化体制在文化生产和发展中处于关键性的地位，它在信息社会承担着信息守门人和开门人的重要职责。文化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既要着眼于如何推动文化市场的繁荣，更要关注如何在源头上解放文化生产力，也就是说给文化生产以表达的自由。这既需要意识形态环境的宽松，也需要文化制度创新的有效衔接。只有在体制上理顺上下游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单纯依靠输入消费文化来满足需求，才能真正解决文化体系中生产性文化与消费性文化的失衡问题，才能为文化创新、文化创意、文化创造提供可能，才能真正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才能从根本而不是末端来引导文化发展的方向。

　　文化生产力的解放是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前提

　　文化表达的自由既是社会开放和进步的吁求，也是社会环境宽松与思想解放的先声。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设计者、思考者，既要关心体制上的改革、开放、宽松，更要关心以何种文化意识指导文化生产，并如何在制度安排上完善与之相配套的规定。说到底，文化体制改革并不仅仅是在技术性和操作性层面扶持大项目、搞文化园区、成立大型文化集团甚至建几个豪华却冷漠地把底层民众拒之门外的文化地标，而是生产出与之相匹配的内容产品，使文化真正焕发出活力，自发形成文化繁荣的盛景。只有一个宽松自由表达的空间，才能催生人的创意和创造性。复调的音乐是动听的，就在于它由不同的声部组成，文化的多样性才能形成一种文化的高地。文化繁荣的标志是在四位一体的建设大格局中建构一种有广泛影响力的高位态的主流文化，建构与经济发展水平和时代精神、中国国际地位相匹配的中华文化。

　　文化表达的自由要能切近时代的历史语境。基于对社会变革、转型有深刻理解，文化新时代的来临，绝不单纯是新视角和视野的变化，而是带来社会结构和秩序的深刻变革。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并非替代性关系，新媒体的生成决不是传统媒体的延伸，甚至反过来，传统媒体要在新的媒体格局中重新定位。特别是电视、互联网和手机的相互融通与信息共享给受众更多的自由选择权，这给大众带来的是自由、愉悦，甚至是某种解放，这种解放拓展出新的存在方式、消费方式，使受众在文化产品的选择和消费方式上有一种自由感。最终，这种文化消费的多样性和自由必然催生文化表达的自由。

　　技术创新对文化表达自由的深刻影响

　　受新媒体新技术的驱动，当下文化价值的传播越来越与现代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数字技术相交融。譬如，欧盟等越来越重视新技术在文化领域的应用，推动对人权与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增进表达和信息自由，最大限度地发挥这些新技术所蕴含的文化潜力。在我国，当下网络流行语的大量出现，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民意表达的符号。互联网成为人们表达意见、实现社会参与的重要空间。流行语的大量出现折射出人们内心深处的“权力焦虑”，流露出网民对公权滥用的质疑、讽刺，以及对关乎公共利益真相的渴求，它已超越单纯的“恶搞”层面，而融入更多的民意诉求。始自2009年的“织围脖”潮流，就是微博使用者的集体无意识躁动，省去遣词造句和缜密构思逻辑的“繁文缛节”，用140个字符随意表达最想沟通交流的话，通过手机发布让信息传递更加及时，这种文化参与的平等化，给时下缺少享受愉悦和知识手段的人带来愉悦和知识的好处。文化活动的广泛参与会更有效地增强社会的凝聚力，既造福社会，也化解公民对主流话语的冷漠。这背后的意味值得期许：每个人都有表达和沟通的欲望，普通民众也有同等的发言权和表达空间，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加大了公众的话语权，这有利于推动生产性文化的繁荣。

　　警惕文化市场的过分娱乐化

　　为了吸引眼球和噱头的过度娱乐化只会带来道德水准与审美趣味衰退、社会文化氛围污染、价值观混乱和“三俗”文化盛行的文化矮化状态。面对当下的文化失序、无序和空疏，只有找准问题的症结点才能找到有效的策略。相对于蔓延的大众文化对主流文化发起的游击战，主流意识形态进行防御的阵地战策略往往无效，因为它根本找不准靶子，也难以分清“敌我”。现在的文化宣传部门面对挑战最有效的策略似乎是“娱乐化”的处理方式，表现为一切严肃“事件”和文化“事件”的娱乐化倾向，一些主旋律文化产品也披着大众文化的流行外衣追求娱乐化(如电影《建国大业》制造轰动效应的策略就是明星的集合，在档期某影院打出的广告语是“让我们一起坐在放映厅里数星星”)，这表明主流文化应对的乏力和想象力的枯竭。这种策略的有效性必然要打折扣。其可能的后果不仅耗尽了有限的防御资源，又侵蚀了大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认同的有效性，而臣服于大众文化消费的认同。策略的有效性是在生产的源头上——文化的自由表达上下功夫，只有量的提高才能有质的提升，只有文化表达的自由才能促进文化生产的繁荣，当然自由表达有严格的限度——国家的法律法纪和公民的道德伦理底线，有底线的自由表达才能焕发出一种有生命感的激情和人生的思考，才能对社会现实问题提出严肃的思考。只有自主表达的文化产品才能真正获得自主选择性消费的认同，才能真正实现对文化发展的有效引导。文化表达的自由还检验着社会的包容度，关系到文化认同、文化力的提升。现在大众的周遭和日常生活中充斥着大量的外国文化产品，强势的外国产品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只有加强文化生产才是有效的应对之策。文化产品由量到质的提升，要以公民文化表达的自由为保障和前提。只有上游源头的繁荣，才会带来下游市场的充分有效供给，才能挤压“三俗”文化的生存空间，才能生长出文化的大树。自由表达对文化生产而言，就是推动文化繁荣的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