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从根本上说，其根源在于坚持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坚持社会主义和坚持解放思想结合起来

　　建国以来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说，都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但在另一方面，几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历的曲折发展，又说明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也讲要坚持社会主义，但却是在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片面地从生产关系上去规定社会主义的特征的意义上，或片面地把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绝对对立起来的意义上去“坚持”的，结果是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又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来固守，又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复辟”来反对。所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特别强调要把坚持社会主义同坚持解放思想结合起来，就是说，要自觉地把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把坚持社会主义同坚持解放思想结合起来所产生的巨大成果，主要有二：一是在“坚持”什么的问题上，正本清源地确立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坚持社会主义中的首要地位。邓小平说，“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是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4-265页)。后来，他又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基础和前提，列入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中，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等三个“有利于”(《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372页)，作为判断改革开放是姓“资”还是姓“社”的标准，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征之一规定为“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8页)。二是在怎样“坚持”的问题上，邓小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定了改革开放的任务。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页)，在确定了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之后，还有一个是坚持那种不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体制政策，还是选择好的体制和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较快的发展的问题。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他还提出了社会主义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的任务：“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正是在改革开放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突破了把和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神圣化的传统观念，开辟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建立了和不断完善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坚持社会主义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

　　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由于时代的变化，社会主义没有像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那样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取胜，而是首先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俄国取胜，以后又在欧亚一些经济文化比较后的发展中国家取胜。这样的国家在革命胜利以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此，除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之外，大都对本国国情考虑不足，而在不同程度上去照搬马恩设想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胜利后建设社会主义应采措施的某些论断，致使其社会主义建设一再遭遇困难和挫折，而这又转而使一些人对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能否跨越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去建设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和动摇，使之成为一个世纪性难题。邓小平在把坚持社会主义同中国国情的紧密结合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破解了这个难题，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我们党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为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立和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制定通过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大部分地区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政策等等，提供了理论根据。国外有一些评论指出，这种理论和政策是“对传統的社会主义观念的突破”，“对于这个问题，过去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解决好”，“有了这个突破，才有可能制定出调动人们积极性的政策”，而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政策又说明，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到实践都始终把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反之，在有些极度贫困落后而又自称搞了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却“忽视国情，急急忙忙实行了国有化和集体化，结果连人类最基本的‘吃的权利’也难以得到保障”。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坚持社会主义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

　　在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要坚持社会主义，还必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使社会主义紧跟时代发展步伐，正确回答时代发展所提出的重大问题，就是说，要坚持社会主义和时代特征的紧密结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胡锦涛把邓小平所揭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内“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对外“主张和平”的根本战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8页)联结和贯通起来，正式提出了“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策宣示，并指出中国政府和人民作出的这一战略抉择“立足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体现了中国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統一，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統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新华社博鳌2008年4月12日电)。在国际上它表现为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在国内则表现为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統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

　　在国际上，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表明我们正在踐行一条标志着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全新道路，因为迄今为止，世界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都是通过对外掠夺扩张乃至发动侵略战争来实现的。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评论说，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大大扩大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在国际领域的主要任务，在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之外，加上了“促进共同发展”这个十分重要的内容，这一结论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是将社会主义乌托邦变为在科学和实践的道路上迈出的一大步(2004年10月22日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

　　在国内，作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国内表现的科学发展观，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又借鉴和超越了当代西方的新发展观，它的提出和贯彻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正在适应于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的新期待，不断地完善着适应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国外有的媒体评论说，胡锦涛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理念，它把只重视经济发展在量上的扩大，转变为对生活质量和公平感等内容的关注，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政策指导，这使得长期以来“一边倒”式的开发开始向重视民生和民权的方向转变，大力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等各个领域的协调、平衡发展。这就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供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开坛仪式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自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从根本上说，其根源在于坚持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坚持社会主义和坚持解放思想结合起来

　　建国以来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说，都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但在另一方面，几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历的曲折发展，又说明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也讲要坚持社会主义，但却是在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片面地从生产关系上去规定社会主义的特征的意义上，或片面地把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绝对对立起来的意义上去“坚持”的，结果是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又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来固守，又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复辟”来反对。所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特别强调要把坚持社会主义同坚持解放思想结合起来，就是说，要自觉地把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把坚持社会主义同坚持解放思想结合起来所产生的巨大成果，主要有二：一是在“坚持”什么的问题上，正本清源地确立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坚持社会主义中的首要地位。邓小平说，“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是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4-265页)。后来，他又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基础和前提，列入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中，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等三个“有利于”(《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372页)，作为判断改革开放是姓“资”还是姓“社”的标准，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征之一规定为“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8页)。二是在怎样“坚持”的问题上，邓小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定了改革开放的任务。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页)，在确定了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之后，还有一个是坚持那种不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体制政策，还是选择好的体制和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较快的发展的问题。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他还提出了社会主义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的任务：“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正是在改革开放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突破了把和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神圣化的传统观念，开辟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建立了和不断完善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坚持社会主义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

　　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由于时代的变化，社会主义没有像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那样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取胜，而是首先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俄国取胜，以后又在欧亚一些经济文化比较后的发展中国家取胜。这样的国家在革命胜利以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此，除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之外，大都对本国国情考虑不足，而在不同程度上去照搬马恩设想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胜利后建设社会主义应采措施的某些论断，致使其社会主义建设一再遭遇困难和挫折，而这又转而使一些人对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能否跨越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去建设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和动摇，使之成为一个世纪性难题。邓小平在把坚持社会主义同中国国情的紧密结合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破解了这个难题，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我们党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为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立和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制定通过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大部分地区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政策等等，提供了理论根据。国外有一些评论指出，这种理论和政策是“对传統的社会主义观念的突破”，“对于这个问题，过去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解决好”，“有了这个突破，才有可能制定出调动人们积极性的政策”，而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政策又说明，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到实践都始终把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反之，在有些极度贫困落后而又自称搞了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却“忽视国情，急急忙忙实行了国有化和集体化，结果连人类最基本的‘吃的权利’也难以得到保障”。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坚持社会主义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

　　在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要坚持社会主义，还必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使社会主义紧跟时代发展步伐，正确回答时代发展所提出的重大问题，就是说，要坚持社会主义和时代特征的紧密结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胡锦涛把邓小平所揭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内“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对外“主张和平”的根本战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8页)联结和贯通起来，正式提出了“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策宣示，并指出中国政府和人民作出的这一战略抉择“立足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体现了中国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統一，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統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新华社博鳌2008年4月12日电)。在国际上它表现为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在国内则表现为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統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

　　在国际上，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表明我们正在踐行一条标志着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全新道路，因为迄今为止，世界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都是通过对外掠夺扩张乃至发动侵略战争来实现的。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评论说，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大大扩大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在国际领域的主要任务，在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之外，加上了“促进共同发展”这个十分重要的内容，这一结论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是将社会主义乌托邦变为在科学和实践的道路上迈出的一大步(2004年10月22日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

　　在国内，作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国内表现的科学发展观，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又借鉴和超越了当代西方的新发展观，它的提出和贯彻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正在适应于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的新期待，不断地完善着适应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国外有的媒体评论说，胡锦涛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理念，它把只重视经济发展在量上的扩大，转变为对生活质量和公平感等内容的关注，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政策指导，这使得长期以来“一边倒”式的开发开始向重视民生和民权的方向转变，大力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等各个领域的协调、平衡发展。这就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供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开坛仪式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

　　自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从根本上说，其根源在于坚持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坚持社会主义和坚持解放思想结合起来

　　建国以来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因为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说，都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但在另一方面，几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历的曲折发展，又说明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期，也讲要坚持社会主义，但却是在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片面地从生产关系上去规定社会主义的特征的意义上，或片面地把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绝对对立起来的意义上去“坚持”的，结果是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又不具有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来固守，又把许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复辟”来反对。所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特别强调要把坚持社会主义同坚持解放思想结合起来，就是说，要自觉地把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把坚持社会主义同坚持解放思想结合起来所产生的巨大成果，主要有二：一是在“坚持”什么的问题上，正本清源地确立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坚持社会主义中的首要地位。邓小平说，“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是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4-265页)。后来，他又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基础和前提，列入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中，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等三个“有利于”(《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372页)，作为判断改革开放是姓“资”还是姓“社”的标准，并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征之一规定为“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8页)。二是在怎样“坚持”的问题上，邓小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定了改革开放的任务。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0页)，在确定了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之后，还有一个是坚持那种不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体制政策，还是选择好的体制和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较快的发展的问题。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他还提出了社会主义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实行对外开放的任务：“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正是在改革开放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突破了把和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神圣化的传统观念，开辟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建立了和不断完善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坚持社会主义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

　　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由于时代的变化，社会主义没有像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那样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取胜，而是首先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资本主义俄国取胜，以后又在欧亚一些经济文化比较后的发展中国家取胜。这样的国家在革命胜利以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此，除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之外，大都对本国国情考虑不足，而在不同程度上去照搬马恩设想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胜利后建设社会主义应采措施的某些论断，致使其社会主义建设一再遭遇困难和挫折，而这又转而使一些人对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能否跨越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去建设社会主义产生怀疑和动摇，使之成为一个世纪性难题。邓小平在把坚持社会主义同中国国情的紧密结合中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破解了这个难题，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页)。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我们党制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为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立和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制定通过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大部分地区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政策等等，提供了理论根据。国外有一些评论指出，这种理论和政策是“对传統的社会主义观念的突破”，“对于这个问题，过去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解决好”，“有了这个突破，才有可能制定出调动人们积极性的政策”，而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政策又说明，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到实践都始终把多数人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反之，在有些极度贫困落后而又自称搞了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却“忽视国情，急急忙忙实行了国有化和集体化，结果连人类最基本的‘吃的权利’也难以得到保障”。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坚持社会主义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

　　在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要坚持社会主义，还必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使社会主义紧跟时代发展步伐，正确回答时代发展所提出的重大问题，就是说，要坚持社会主义和时代特征的紧密结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胡锦涛把邓小平所揭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内“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对外“主张和平”的根本战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28页)联结和贯通起来，正式提出了“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策宣示，并指出中国政府和人民作出的这一战略抉择“立足中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体现了中国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的統一，中国人民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共同利益的統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新华社博鳌2008年4月12日电)。在国际上它表现为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在国内则表现为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統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

　　在国际上，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表明我们正在踐行一条标志着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全新道路，因为迄今为止，世界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都是通过对外掠夺扩张乃至发动侵略战争来实现的。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科评论说，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大大扩大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在国际领域的主要任务，在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之外，加上了“促进共同发展”这个十分重要的内容，这一结论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是将社会主义乌托邦变为在科学和实践的道路上迈出的一大步(2004年10月22日俄罗斯《远东问题》杂志)。

　　在国内，作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国内表现的科学发展观，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理论，又借鉴和超越了当代西方的新发展观，它的提出和贯彻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正在适应于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的新期待，不断地完善着适应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国外有的媒体评论说，胡锦涛所倡导的科学发展观，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理念，它把只重视经济发展在量上的扩大，转变为对生活质量和公平感等内容的关注，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政策指导，这使得长期以来“一边倒”式的开发开始向重视民生和民权的方向转变，大力推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等各个领域的协调、平衡发展。这就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