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缘起

　　今年7月份以来,受国内外多种因素影响,以农产品为主的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较快,价格总水平逐月攀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连创新高。国务院和各级地方政府最近密集出台各种政策措施,努力稳定物价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已明确明年的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转向稳健。显然,防通胀已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宏观调控的重中之重。那么,究竟本轮物价上涨的原因是什么、有何特点、如何治理?本专栏特约专家探讨。

　　提高通胀调控目标是否抓住了主要矛盾

　　针对近期不断高涨的物价水平,关于提高通货膨胀调控目标的议题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对此我们需要理性分析,通胀到底能不能人为设定调控目标,提高调控目标会产生什么影响,调控目标的持久性如何,提高调控目标是否抓住了通胀的主要矛盾?

　　通胀具有分配效应,提高通胀调控目标会增加低收入群体的“痛苦指数”

　　随着市场经济知识的普及,人们都已经知道,通货膨胀是政府悄悄地动居民的“奶酪”,向居民征收了通货膨胀税。

　　如果“十二五”期间按3%通胀率目标计算,5年间人们的收入贬值近16%,如果按4%通胀率计算,5年间人们的收入贬值近22%,二者相差6%。政府5年间因通货膨胀多征了6%的税。如果政府不提高通胀调控目标,而每年实际通胀率达到4%,民众对多征的税不会太敏感;如果政府提高通胀调控目标,民众对多征的税会极其敏感。

　　与此同时,社会各阶层对通货膨胀反应不同。高收入阶层对通胀反应不敏感,甚至可能是通货膨胀的受益者。低收入阶层对通货膨胀极其敏感,肯定是通货膨胀的受损者。政府提高通货膨胀调控目标,有可能会增加低收入群体的“痛苦指数”,容易引起社会的紊乱。

　　警惕“有通胀,无增长”局面出现

　　宏观调控多是相机抉择的。调整通胀目标,需要考虑历史和未来。从历史看,我国物价的剧烈波动(大涨大落)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通胀通缩往往紧相连。实践表明,通货紧缩的危害往往比通货膨胀的危害要大。如果提高通胀调控目标,可能会对称性地调整通缩目标。这样,在通货紧缩时期民众对政府卸责的质疑会更大。

　　从实体经济基本面看,未来通胀的压力不是很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增长之后,会迈向次高增长或中速增长阶段,未来时期经济增长速度将会有所趋缓。未来我国经济面临的竞争,将由发达国家竞争主导逐步演变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双重竞争,外部环境不可能为我国的增长释放太多的空间。内生于实体经济需求的物价上涨不会太快。如此看来,我们需要警惕“有通胀,无增长”局面的出现,防止低收入群体陷入“低收入,高物价”的困局。

　　当前的通货膨胀很大程度上是输入性的

　　熨平经济波动是政府职责。前提是认清经济波动的源头,抓住主要矛盾。当前的政府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改进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编制方法,避免民众对物价的直观感受与政府公布的CPI数据差异太大而产生不信任感;二是厘清当前通货膨胀的主要源头,分析清楚是内因主导还是外因主导,对症下药。

　　当前的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是输入性的,是外因主导的。

　　通货膨胀,简言之,无非是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2010年11月美联储推出第二轮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在2011年第二季度结束前购买总额为6000亿美元的长期国债,同时将此前购买债券的收益约3000亿美元再投资于国债,将向市场注入流动性9000亿美元,是第一轮量化宽松政策的近3倍。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美元贬值,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基于示范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我国输入型通胀逐渐释放。

　　同时,近年来我国货币量快速增长是价格波动的重要力量。而货币量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热钱。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国际热钱主导了货币量增长,进一步主导了我国价格波动,这是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由于国家间博弈而产生人民币外生性升值,引发热钱流入,导致价格波动,也是输入型通胀的表现。

　　可见,当前不宜提高通货膨胀的调控目标,而应重点分析通货膨胀的源头及其走势,有的放矢,并防患于未然。(作者刘金山系暨南大学经济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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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定物价根本出路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新一轮物价上涨的原因相对复杂,甚至植根于当今全球市场经济制度的深层次矛盾和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之中,要针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的具体矛盾和问题,与稳定物价的要求相联系进行调整和改革

　　新一轮价格上涨原因植根于全球市场经济制度的深层次矛盾和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之中

　　当前新一轮价格上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部分农产品和生产资料供求不平衡是直接的原因之一。其次,我国近10年来执行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对于我们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保持国内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是,也使我国货币供应量达到了一个新的数量级。此外,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深和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发展,我国市场商品物价受到国际市场商品价格的影响程度加深。2009年以来,美国为了应对国内金融危机,先后实施两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向货币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导致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提高了我国进口商品的价格和企业生产成本。同时境外热钱也通过规范和不规范的渠道大量进入我国市场,成为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

　　由于新一轮物价上涨的原因相对复杂,甚至植根于当今全球市场经济制度的深层次矛盾和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之中,因此要长期保持物价基本稳定,必须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政策手段和调控措施,根本出路还在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针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的具体矛盾和问题,与稳定物价的要求相联系,我们必须特别重视如下方面的调整和改革。

　　要优化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益,保证投资产生有效供给

　　现在我国市场总体上看商品供应充足,供需矛盾只是结构性的,这是预计不会产生严重通货膨胀的基本理由之一。但是,主要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没有根本转变,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没有最终形成。在追求经济数量型增长的情况下,投资规模难以控制。加上相当部分商品生产能力相对过剩,新增投资的方向往往比较模糊,因而降低了投资创造有效供给的效率。另一方面,由于同样的原因,投向虚拟经济的资本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整个经济脱离实体经济而虚拟化增长的成分扩大。这对物价上涨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一定要引导资本投向短缺商品的生产领域,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生产与消费的宏观平衡。而且,从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上,一定要改变过分追求经济增长数量而忽视经济发展质量的偏向。

　　真正重视建立依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体制机制,建立起居民收入与物价挂钩的机制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比较容易实现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这种经济增长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在100多年以前就批判过的资本主义的“为生产而生产”观念。我们今天要让最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就必须真正扩大居民消费,靠消费形成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在消费品价格上涨较快的情况下,要通过物价补贴等方式保障居民特别是低收入阶层实际生活水平不要因为价格上涨而下降。同时,要建立起居民收入与物价挂钩的机制。

　　改进和完善商品市场调控,加强金融市场的管理与调控

　　一是规范商品市场价格行为,打击价格垄断和行业垄断,打击哄抬物价的行为。二是加强商品流通体系的建设,加强市场建设,保障物畅其流,降低商品市场流通成本。三是加强市场价格预警系统的建设。四是完善政府放开、管理和调控市场物价的体制机制以及相关制度建设。

　　要改善和加强金融市场的管理与调控。国有金融机构要把充分发挥调控职能放在首位,进一步明确金融市场调控目标。科学运用各种调控手段,加强流动性管理。完善货币政策,合理控制货币发行量,防止信贷膨胀。规范金融市场行为,防止过度投机。金融体系要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优质服务,为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为中小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努力掌握国际经济运行规律,提高自主应对全球经济局势的能力

　　要努力掌握国际经济运行规律,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提高自主应对全球经济局势的能力。特别要密切关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愈演愈烈的货币战争。不仅要密切关注国际金融资本市场运作目标和手段的变化,而且要密切关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背景下经济发展目标和手段的变化。防范国际资本转嫁各种形式的经济危机,防范国际资本对我国市场的冲击,防范国际市场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发生。同时,要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提高我国企业在国际大宗商品定价中的话语权。(作者李新家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疏导”“截源”方为治本之法

　　我国经济中的货币供给一直都以一种线性的和加速度形态在增加,正是这种货币供给的增加和累积,造成了流动性的过分膨胀,治本之策是要“疏导”和“截源”

　　今年以来,我国(仅探讨中国大陆,下同)的物价水平几乎逐月攀升,并于10月份达到了4.4%的新高。为了对付物价上涨,政府最近密集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事实上,我国的经济正在遭遇到严重通货膨胀的威胁,而对通货膨胀的抑制,则成了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主要趋向。

　　目前的问题,已经不是有没有通货膨胀的问题,而是对通货膨胀的产生原因进行探究以及研讨采取何种对策以消解通胀压力的问题。

　　认为目前的通胀是输入型的、结构性的看法相当偏颇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人将目前出现通货膨胀压力的主要成因归咎于国外和结构方面的因素,认为目前的通胀是一种输入型的和结构性的通胀。但在我看来,这种认识是一种诿过式的、相当偏颇的看法。

　　在世界主要经济体(美国、欧盟和日本)中,当下并不存在什么通货膨胀问题,有的甚至还发生了通货紧缩。在这种情况下,硬是将我国的通胀说成是输入型的通货膨胀,显然解释不通;将我们的许多非投资品(如绿豆、蒜头之类)的价格飞涨,说成是涌入中国大陆的大量外国“游资”在作祟,也显然是解释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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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毫无疑问,目前我国通胀压力的形成,有一部分是来自结构方面的原因。但是,仅就目前我国大量存在着产能过剩的产业和部门以及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持续不断增长这两点来看,那种断言目前的通货膨胀是结构性通货膨胀的说法,显然是一种不足于令人信服的说法。

　　通胀压力是过量的货币供给造成的

　　无数的经济运行实例业已证明,通货膨胀就是一种纯粹的货币现象。我国目前所遭遇到的通货膨胀压力,也正是由于经济中存在着过量的货币供给所造成的。

　　近几十年来(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来),我国经济中的货币供给一直都以一种线性的和加速度的形态在增加。正是这种货币供给的增加和累积,造成了流动性的过分膨胀。1990年至2009年,我国的广义货币M2(简单来说,就是流动中的现金和银行存款)增长了39.6倍,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1.36%。目前,广义货币已经突破70万亿元,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两倍而有多。在同一时期,美国的广义货币仅增长2.564倍,年复合增长率仅为5.08%。即使美国近两年实施了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其广义货币总量迄今也还占不到美国GDP的60%。

　　试想一下,中国虽然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但其经济活动规模只有美国的1/3,其经济结构远没有美国那么成熟、高端和富有弹性,其科技水平和创新能力远没有美国那么高、那么强,我国的整个体制也没有美国那么完善、具有那么强的纠错能力,但是,我国经济中广义货币的绝对量却超过了美国,广义货币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竟然高出美国的将近4倍。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设想不产生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呢?

　　为什么我国经济中会充斥着规模如此之大的流动性?其主要原因无非是以下的几个方面:

　　一是长期以来各级政府都在迷恋“GDP主义”,一直在盲目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并为此而不惜采取扩大财政赤字、倒逼银行放贷以及增加货币供给的办法,进行政府主导的庞大投资,以扩大GDP的规模和推高经济发展的速度,从而造成了经济活动中非正常流动性的不断增加和累积;

　　二是由于一些领域的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结果造成了社会分配状况的扭曲,产生了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并在社会各阶层中诱发出畸形的消费形态,一方面阻遏了正常流动性需求的生成,另一方面则推动了不正常、不合理流动性的增加和累积;

　　三是我国长期以来将“出口创汇”作为对外经济贸易活动的宗旨,并为此而设计出一定的制度安排和实施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强制结汇”便是其中之一,而正是这种制度安排和政策规定,使得我国长期以来采取了以增发国内货币去换取外国债权的做法。这一方面造成了我国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目前已经达到2.6万亿美元的规模),另一方面在国内经济中货币投放的大量增加和累积。

　　行政性“限价”治标不治本,应采取“疏导”和“截源”之法

　　当今我国经济所存在的海量流动性(亦即是货币供给总量),犹如“堰塞湖”中超过了警戒线的浩荡湖水,一旦决堤,必然爆发严重的通货膨胀,后果不堪设想。

　　要使这个危险的“堰塞湖”不致发生祸害,仅仅采取诸如行政性“限价”之类方法,是治标而不治本的。当今之计,唯有采取“疏导”和“截源”之法,一方面将相当大一部分的“湖水”导引至安全的洼地,另一方面则将不正常流动性的来源加以截堵,方能将这潭具有灭顶之灾的“祸水”降到安全线以下。

　　所谓“疏导”之法,就是要通过体制改革的深化,特别是通过对计划经济成分的肃清、对行政垄断的破除以及对市场准入门槛的降低,进一步提高经济活动中商品化、市场化和货币化的程度,以使经济中的一部分非正常流动性转化为正常的流动性。

　　至于“截源”之法,一是要摈弃对“GDP主义”的崇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践行创新型发展;二是要重新检讨那种通过宽松供给货币以刺激经济发展的观点和做法,转而制定和执行谨慎的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确保财政收支平衡,杜绝货币的超经济发行;三是要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实现藏富于民、培育和壮大国内的需求;四是摒弃“出口创汇”宗旨,追求国民经济的对外均衡,变革强制结汇制度,改变先前那种以增发货币来购买外国债权的做法。

　　“疏导”与“截源”同时并举,假以时日,必见成效。我国经济中存在的不正常、不合理的流动性就有可能得到消减,通货膨胀的压力就有可能得到有效的释放,经济发展也就有可能迈上坚实而康庄的大道。(作者李金亮系暨南大学教授、广东经济学会副会长)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同治理通胀

　　在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效果不明显的情况下,应该重点运用利率手段;要考虑改变财政政策的结构,减少对基本建设项目的投资,加强对结构调整和社会事业的支持力度,要进一步加强对农业的投入

　　本轮通胀主要是由人民币升值压力下流动性过剩引发的

　　通货膨胀归根到底是一个货币现象。一般说来,经济运行中的货币超过了正常经济运行中需要的货币,价格水平就会上涨。过剩的流动性是通胀形成的货币环境,如果流动性大大超过了现实的货币需求,未来通胀的形势便不可避免。

　　国际收支失衡是本轮流动性过剩及通胀发生的深层次原因。近年来,随着外资涌入以及贸易顺差的持续攀升,我国的外汇储备不断增加,使人民币面临着巨大的升值压力。在稳定人民币汇率避免人民币升值过于迅速的目标下,人民币基础货币的投放被迫迅速扩张,而基础货币的增加又通过乘数效应作用于经济,使流动性持续走高,从而推动了价格的上涨,带来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值的重估。

　　本轮通胀是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共同作用形成的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采取了扩大内需的4万亿元投资计划,大大拉动了国内的投资需求,从而增加了对钢铁、水泥、石油、橡胶等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同时,国际大宗原材料的价格出现大幅上涨的态势,加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就本轮通货膨胀中上涨最为明显的农产品价格来说,原因则相对复杂。既有近年来居民对优质粮食品种消费大幅增加的原因,也有生产资料、劳动力和土地价格刚性上涨的因素。从供给来看,去年部分农产品如棉花、豆类和玉米出现减产,年初以来北方低温、南方洪灾等恶劣天气相继出现,减少了农产品的供给。此外,楼市和高耗能产业的资金退出后纷纷转向炒作一些便于储存、品种较小、产量比较集中的农产品,推高了农产品的价格。

　　本轮通胀是由资产重估和信贷扩张叠加推动的

　　银行信贷在这一轮的通货膨胀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由于我国银行业以利差为主导的盈利模式限制,流动性过剩带来的是银行系统的高放贷积极性。房地产等资产价格重估和上涨使得企业进行抵押融资的能力大为增强,促使银行信贷扩张,而银行信贷的扩张又将进一步加剧投机需求,推动股票、房地产等价格上升,形成资产价格上涨和银行信贷扩张的相互推动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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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胀中起主要作用,财政政策也不能偏废

　　既然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膨胀中就应该起到主要作用。在当前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手段效果不明显的情况下,应该重点运用利率手段,即以提高利率为主要政策措施来抑制货币需求量,从而降低通货膨胀率。加强利率与汇率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同时,积极公开市场操作,努力对冲外汇占款带来的被动的基础货币投放。

　　财政政策对于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也不能偏废,必须进行很好的设计。一是要考虑改变财政政策的结构,减少对基本建设项目的投资,加强对结构调整和社会事业的支持力度,尤其是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医疗、教育的补贴力度。各级财政要进一步加强对农业的投入,切实落实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另一个是在税制改革上要贯彻“整体增长,结构有增有减”的方针,以理顺企业成本利润机制为核心,及时开征资源税和环保税等税种。

　　理顺价格机制,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针对结构性通胀的因素,应加快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平衡。继续强化农业的基础地位,立足国内解决粮食供给问题,促进农民增加粮食和肉、禽、蛋、奶等主要副食品的生产,保持粮食价格的基本稳定;对于农产品等必需品的价格市场,政府应从增加务农收入、提升农民消费能力及维护粮食安全的大局出发,适当提升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严厉打击非法囤积和炒作行为,建立较为完善的农产品收购和储备体系,保证粮食的充足供应和市场的规范。(作者刘志铭系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